钱锺书在"孤岛"上海:战时知识分子的感伤与焦虑
发布时间:2018-12-15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文学家”钱锺书，同时也是一个自觉的“文体家”，其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批评、散文随笔等，完成或者发表于上海。钱锺书一生有两个集中居留上海的时段，分别是1933年夏至1935年夏和1941年夏至1949年夏。前一时期钱锺书创作的重心主要集中于文学批评与旧体诗；后一时期创作文体变得更为多样，包含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旧体诗等等。这两个时期的创作，都弥散着一种复杂难言的感伤基调和焦虑意识。他通过建构“上海印象”，以文学创作参与互动实践，将个人生存感受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命运遭际相关联，表达时代关怀与个人情志。
钱锺书的“上海书写”，涉及两个向度上的不同意义。一是作为创作空间意义上的“上海书写”，即指称钱锺书1933-1935、1941-1949这两个时期在上海的写作；二是作为书写对象意义上的“上海书写”，即钱锺书笔下的“上海”形象及“上海”印象。而钱锺书上海书写的特殊性在于，他不仅是一个酣畅游走于“文各有体”的文体家，更因兼具诗人、学者、大学教授、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等多重文学身份，而使其创作更具思想深度与审美涵容。正如钱锺书在《谈交友》中所言：“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的整个性情陶融在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钱锺书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7月，第71页）
流寓上海第一时期：由文学批评及旧体诗看“游荡者”的感伤与孤独
1934年11月1日《中国评论》上发表了钱锺书的一篇文学批评——《Apropos of the Shanghai Man》（《关于上海人》）。钱锺书在文中谈论了对上海这座城市，以及对上海人的感受与印象，并借此延展开了对京派与海派文化的认知与批评，表达了自己独异的文化立场与态度。1933年冬至1934年春的文坛曾发生一场规模不大但颇引人注目的争论，即文学史家习惯称之的“京海之争”。钱锺书此文发表于1934年11月1日，正是京海之争白热化阶段后，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钱锺书对于目下海派文学的一些态度所见。
根据龚刚的翻译，钱锺书写作此文的灵感来自于某个阴沉的周日午后，“其时，钱锺书正走在南京路，天阴，人流拥塞，郁闷中，波德莱尔的诗句浮现眼前：‘天空是一口大锅的黑色盖子，煮着数不清的人类望不到边。’薛西斯（Xerxes）式的感伤也随之而生：那些充塞上海街头的路人，百年之后，将无一幸存。”（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南风窗》，2005年第9期）击中钱锺书内心，令他提笔创作此文的情感心理动因有两个：一是波德莱尔的诗作《盖子》，一是薛西斯式的感伤。
波德莱尔的孤独感是一种置身于大都市、置身于人群中而引发的孤独，这种都市人群中异常尖锐的孤独感在《盖子》这首诗中格外突出。“天空是一口大锅的黑色盖子，煮着数不清的人类望不到边。”烘托出的是毫无希冀的生存下绝望之恐惧与压抑。“人群”是密集的，但彼此之间是隔膜、冷漠的。这一切像是庞大的盖子覆盖在每一个人心头，神秘而恐怖。
而同样漫步在“人流拥塞”的上海南京路的钱锺书，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体会到了和波德莱尔一样的孤独。或者说，此刻，“孤独”引发了钱锺书与波德莱尔的情感共振。他作为一个“游荡者”，从喧嚷的人群中，体会到了郁闷在心的孤独与空虚，他看着人头攒动，彼此擦身而过但互不相识，找不到每个人共同的目的地，不知幸福究竟在哪里，只知道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弥漫于人群周围的是一种阴郁的气氛，人与人之间没有交流的意愿，每个人只是在和自己对话，同自己微笑。郁闷阴沉的低气压天气与黄昏效应的共同影响，使得钱锺书竟茫然得生出了薛西斯式的感伤：“远征希腊的波斯王薛西斯在看到自己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渡过海峡时，忽然感伤流泪。当被人问到落泪的原因时，薛西斯回答说：‘想到一百年以后，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我怎么能不悲伤呢！’”（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钱锺书漫步上海街头，看到无数的人，来来往往，突然生发出感伤，这感伤中既有情感心理层面的对于命运的无力和无奈感，对于未来之彷徨与人终究挣脱不过命运、最终都会消亡的深沉感伤与失落；又带有哲学层面对于生命终极意义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关怀与思考，包含着作者对于生命本身、对于生与死的的思考与感知，以及一种带有悲观色彩的虚无与感伤。
通过“游荡者”的凝视，钱锺书建构起了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关联，如张旭东所言“在拥挤不堪的人流中漫步，‘张望’决定了他们的整个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文人正是在这种漫步中展开了他同城市和他人的全部的关系。”（张旭东：《本雅明的意义》，引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4月，第5页）然而并不因为作者的“游荡者”身份，就使得其对上海的观察失于敏感与真实，“大城市并不是在那些由它造就的人群中的人身上得到表现，相反，却是在那些穿过城市，迷失在自己的思绪中的人那里被揭示出来。”（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因此，上海的气质、形象以及时代面貌，在钱锺书“游荡者”凝视的视角下，得以观之。
而由波德莱尔的《盖子》和薛西斯式的伤感，激发出的是作者对于何以自处、何以生存的当下焦虑与隐忧，渗透着强烈的时代感觉。在繁华背后，作者看到了人生悲凉的本质与结局，弥散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感伤，尤其体现在他这一时期的旧体诗创作中。从题材内容上看，其诗或诉相思之苦、或谈游历感兴，或发思古之幽情，寄托了无限寂寥。《中秋夜坐》（《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6-7期）这首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对中秋佳节阖家团圆的书写：
不堪无月又无人，兀坐伶俜形影神。
忍更追欢圆断梦，好将学道忏前尘。
杯盘草草酬佳节，弦管纷纷聒比邻。
诗与排忧真失计，车轮肠转自千巡。
塑造出了一个“无月无人”的场景，许是因为天气阴沉，欣赏不到圆月佳景，身边又无人陪伴而“兀坐伶俜形影神。”状写了一人枯坐、百无聊赖、茕茕孑立的场面，陪伴自己的除了自己的影子，再无他人。如此孤独寂寞的心绪点染和层层铺展，加之正逢本该团聚的中秋佳节，诗人的孤独寂寥更得强化与突显。此诗发表于《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5卷第6、7期，正是作者初次寓居上海时期。1933年夏，从清华毕业的钱锺书拒绝了进清华研究院攻读硕士的建议，离开北平，于1933年9月起任职上海光华大学担任英文系讲师。其时其父钱基博与其同校，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院院长，然不知何故，这年的中秋夜作者是“无月无人”独自枯坐的，或许此处并非实写，只意在抒发寂寞孤独的幽微心境而已。尾联诗人懊丧自语，“诗与排忧真失计，车轮肠转自千巡。”慨叹用写诗来排遣忧愁寂寞真是太失策了，非但未能排解，反而更加愁肠百转、愁苦不堪。“杯盘草草酬佳节，弦管纷纷聒比邻。”诗人独自一人流寓上海、潦草凄清和邻居家的丝竹管弦、好不热闹形成了鲜明对比，愈发凸显出寂寞与哀愁。
而几乎创作于同时的《秋望黄河水绕汉宫墙作者当齿冷也》（《国风半月刊》1934年第6-7期）一诗则多处用典：
楼前无复旧葳蕤，天似穹庐四望垂。
感逝直须招远魄，伤离一并作秋悲。
荒坟草尽高低出，野水潦清即渐亏。
此是郊寒岛瘦境，诗囚吟赏剧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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