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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华语世界，我们不可能躲开金庸先生的武侠作品。

在先生驾鹤西游之际，新闻标题里都恭称“武侠泰斗”，却忘了，这位当年“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的大师，心里最重要的东西，并非武侠，而是办报。

纵观先生的一生的诸多角色，“武侠泰斗”虽然是永远的光环，但“报人”才是决定性的——他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而从他1945年进入家乡的《东南日报》、到他1993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宣布全面退休时，他的“报人”生涯则长达48年。

金庸先生年轻时以文人姿态进入报界，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当时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

作为“报人”，金庸先生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报业业主。曾有研究者评论：“要是没有金庸，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但品位会不一样，因为《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位。”?

单从印刷数量上讲，从来没有一个华语作家的作品，能像先生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但在先生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先生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一个是“金庸”在中国文学史上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另一个则是“查良镛”在中国新闻史里以政论闻名于当今。《金庸传》的作者傅国涌说过：“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

尽管先生的武侠小说里有他人生的投影和阅历的融汇，但“报人”才是他真实的人生，在那些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以自己的视角见证了风云变幻，靠他的笔融入了跌宕风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正因如此，他才被海峡两岸看重，成为了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金庸先生最后一篇武侠短篇《越女剑》的主角是范蠡，以真实历史人物而做主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并不多见。熟悉金庸先生的人知道，范蠡是先生一生中最佩服的历史人物，虽然先生一生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传统的“家国情怀”。

1993年后，先生激流勇退，亲手卸载了自己的影响力，像范蠡一样如一只云间鹤，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享受人生，甚至连内地的IT高峰会，他也列席来当主持人，指点网络时代江山。曾有记者问他为何会如此活跃，先生笑答：“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

今夜，我们将摘录《金庸传》中关于先生作为“报人”的部分，以此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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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时代起，查良镛就很喜欢《大公报》。

1947年上海《大公报》面向全国招聘三名电讯翻译，他凭着自己的中英文基础，第一个被录用。

10月底，查良镛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从此他的生命和报纸再也分不开了。

查良镛在上海《大公报》是上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曾对友人说起在《大公报》工作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的。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

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为‘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1947年底，查良镛进入《大公报》两个月后，《大公报》的主事者胡政之面对国共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感到前途迷茫，在两极对峙的夹缝中，坚持中道而行的《大公报》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了。

为保存事业，胡政之把目光再次投向香港。而查良镛作为电讯翻译，也随着骨干一同奔赴香港。

本来查良镛只想待上个半年，因为临行前，他给海宁的父亲和杭州的女友各写了一信，征询意见。父亲的回信是：“男儿志在四方，港馆初创，正阅历之机会。”女友的回信说：“既然报馆中有这些不得已情形，如果你去一个短时期，我答应的。假使时间很长，我不肯！”

谁知道这一去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

香港的面积不过上海的1/5，此时人口已达180万，“地少人多，竞争激烈”。那时，香港真正繁华的马路只有两条——德辅道和英皇道。查良镛就像从大城市突然来到一个小地方，甚至有到了乡下的感觉。

但他很快就喜欢上了香港，香港人坦诚直爽、重视信用、说话算数，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觉得香港的人际关系比上海好。而且，“生活安定，毫无涨价威胁”，“可以学会广东话，广东文字。可以坐二毫子的双层电车。在街上没有被汽车撞死的危险。出门买东西不必背皮包装钞票……”

到港一个星期，他给《大公园地》写了一篇《来港前后》，介绍这里的情况。港版初创，条件艰苦，一切简陋，办公室一小间，只有上海报馆的资料室那么大，白天经理部用，晚上编辑部用，“地方狭小，连办公桌也摆不下”。晚上他译稿时还要迁移两次，因为午夜十二点吃稀饭，几碟榨菜、咸蛋总要有一个地方摆放。

转载请标注：我爱技术网——人间丨报人金庸：他活得那么真实，复杂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