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面向”指引教育发展方向
发布时间:2018-12-17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回母校任教24年后，每每站在校门口的影壁前，北京景山学校校长邱悦仍感到心潮澎湃。
这是一座汉白玉拼接做底衬的影壁，上面用金属材料镶嵌着数十个大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一九八三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多年风雨洗刷，白色的底衬已经被岁月磨蚀，金色的文字却依旧光亮如新。
如果查阅网络图片，会发现邓小平的这句话被全国很多学校粉刷在教学楼外墙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它被作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原则之一写入了序言。
一条给特定学校的题词，何以被众多学校奉为圭臬，又何以成为整个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引？故事还要从35年前说起……
“小平同志题词啦”
那是1983年9月10日，一次临时通知的全校大会。在北京景山学校老校址南楼二层的一间会议室，近200名教职员工悉数到场，交谈着、等待着。
如果观察得仔细些，很容易发现会场的新变化——充当主席台的长条桌上铺着白色的的确良窗帘，主席台后，市、区教育局领导和媒体记者一一落座。
从当天早晨上班接到“邓办”送来的“三个面向”题词开始，时任校长贺鸿琛的心就没从嗓子眼儿离开过。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贺鸿琛当时已到知天命的年纪，却仍然激动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会场上，他将放大的影印版题词举过头顶，用山西口音一字一句地高声朗读内容，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
静默，然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小平同志给我们题词啦！”“再念一遍！”在这个还没有被确立为教师节的普通的9月10日里，景山学校的教师们经历了毕生难忘的喜悦。
邓小平为什么要给景山学校题词呢？学校前任校长范禄燕，当时是校团委书记、教导处副主任，他向记者讲述了那段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进行，到了1982年已逐步推进到城市。风雷一声万象开，各行各业都在为现代化建设努力奋斗，教育该做些什么？
“学校决定给小平同志写一封信。”范禄燕说，“因为我们觉得小平同志特别关心教育，也一直支持着景山学校的发展。”
此言非虚。
1978年，《人民教育》杂志刊载了对景山学校语文教师马淑珍、数学教师郑俊选、英语教师方碧辉事迹的报道，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在同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此后，邓小平亲自圈定景山学校的三位教师为“首批特级教师”，大大提高了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让尊师重教之风重新兴起。
当时的景山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只有向北京六十五中学借来的9亩地，两栋楼里的一栋在唐山大地震中裂了缝，教师学生站在土操场上常常“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但小平同志的孙辈都在我们这儿上学。”在范禄燕看来，作为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本可以让孙辈去条件更好的学校，他选择了景山，这就是支持的有力佐证。
基于此，学校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言简意赅地总结了学校自创办以来的改革创新成果以及在师资水平、硬件设备、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困难，希望邓小平“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1983年9月7日，一张横格信纸载着500余字，也载着学校师生的盼望飞向邓小平。那时大家并没有想到，仅仅3天后邓小平就回复了题词，当然更不会想到，这短短的一句话将会给中国教育带来多么深刻的影响。
“不抓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步入景山学校校史馆，参观者们很容易被四面墙壁上的图片和琳琅满目的展品吸引，但没有人会错过记录着邓小平题词瞬间的巨幅照片。
照片拍摄于书房，书架前的写字台上铺着旧报纸，戴眼镜、着白色短袖衬衫的邓小平正俯身桌前，用小楷毛笔在一张A4纸大小的白纸上题字。他的身侧，戴着红领巾的外孙女棉棉倾斜身子眺望，想看看外公写了什么。棉棉的妈妈邓榕是照片的拍摄者，底片送到学校冲洗出来后大家才发现，傻瓜相机拍出的画面还有些失真。
这是邓小平家常而不失严肃的一个瞬间，也是景山学校校史上深深镌刻的一个瞬间。翻阅史料会发现，邓小平个人史与景山学校校史的勾连不止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但当时的教育教学存在学制长、课程难、学生负担重、教学不甚得法等问题，无法很好地满足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这些弊病被毛泽东指出后，中宣部、教育部、北京市决定各创办一所教育改革试点学校。由中宣部创办的北京景山学校于1960年5月4日正式成立。
景山学校创办时的起点之高，直到今天都难有出其右者。首任校长由教育家敢峰出任，首批教师直接从北京师范大学抽调；学校能及时了解党中央关于国内外教育发展形势的分析和有关中小学教学改革的精神，并能及时听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几位中央领导关于教育工作的具体意见。
有最高配置加身，景山学校的确没有让人失望。初创的6年间，学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陆定一“四个适当”（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原则，进行了学制、课程、教材、教法、考试、劳动等方面的综合整体改革试验；根据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意见，进行半工半读试验；根据周恩来关于应从小学习外语的意见，进行了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外语课的试验；根据邓小平关于对个别有才能的学生要允许跳级的意见进行相关试验，积累了一系列经验。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这些改革试验的萌芽本应迅速开花、结果，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遗憾的是，同千千万万所在“文革”中遭受重创的学校一样，景山学校被诬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封资修的黑试验田”，所有改革试验全部被迫中止。
与改革一同中止的还有邓小平的工作。
1969年10月，邓小平与家人从中南海迁至江西南昌，这相当于放逐的岁月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在江西的日子，邓小平可以看报纸，甚至能收听到国外广播电台。彼时日本已在西方的帮助下成功走过人均收入以两位数增长的10年，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也开始起飞，这让邓小平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
“文革”期间，邓小平曾短暂复出，协助周恩来工作。在进行干部队伍整顿时他发现，由于知识分子受到残酷打击，国家多年来几乎没有培养任何技术专家，“四化”工作缺少训练有素的人才。
经历了“天安门事件”与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于1977年再次恢复职务，并主持了复出后的第一个重要会议——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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