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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育清口述郭路芬整理

1986年，贺育清在二郎沟窑洞前（太岳行署半工半读职工学校旧址）留影。

我叫贺育清，曾用名贺全真。1929年1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源县东沟泉村。1940年8月的一天，我和村里的三名同志自愿报名参加了太岳行署半工半读职工学校，享受供给制待遇。学校校长是一名年轻精干的女同志，名叫吴清化。吴清化校长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24载，但她的英名却永远回荡在沁源人民的心中，镌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更是我成长的指向标。

信仰坚如山

吴清化校长原名吴庆华，浙江省平湖人，1918年5月5日在北京出生。父母曾和沈钧儒、史良、黄炎培等在京师大学堂一起求学。吴清化在家排行第四，17岁从南京栖霞师范毕业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经大哥吴志恒介绍参加了抗日救国运动，奔波于上海、南京之间，曾与史良、李公朴有过接触。1937年春的一天，时年19岁的吴清化在操场打球时，突遭警方抓捕，以危害国民罪判处三年徒刑关进南京监狱。在狱中，清化表现得十分勇敢，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七七”事变后，吴清化重新获得自由，来到延安，改名为吴清华，后习惯叫写成吴清化。不久，又奉组织命令由延安来到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1940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太岳区刚刚诞生，经济遇到困难。为解决军民生活困难，太岳行署决定发展战时工商业，在沁县创建职工学校，委任吴清化任校长。年仅22岁的吴清化毅然挑起了组织生产、培养干部的重任。建校两三个月该校由沁县迁往沁源郎尾河村的大庙。经过全体师生奋战两三个月，在沁源城内二郎沟挖了3眼窑洞，随后学校迁往二郎沟。窑洞内安装了织布机两台，织袜机两台，学校开始了边学习、边生产。那时，学校已发展到一百多人，大部分是走出家门的童养媳和敌占区逃出来的青年，女学生占到80%以上。1942年，为坚持抗战、生产自救，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合作运动，职工学校奉命改称为“工学团”，吴清化任团长。同年3月，工学团决定开辟洪（洞）赵（城）运输路线，从敌占区购买粮食和棉花，缓减群众生活困难。当时，吴清化已有身孕七个月。但为了打开线路，她不顾同志们的再三劝阻，于7月28日亲自带领高子清、高润芝、梁钰等四名队员，从沁源出发，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打开了“洪——赵运输线”。

1942年，太岳区党政军机关撤出驻地闫寨，向蔡花转移，工学团撤离沁源至士敏县，牺牲严重，行署决定把剩余的同志组成一支经济队伍“合作工作队”，简称“合工队”，吴清化任队长。

1943年8月，合工队奉命由士敏返回老根据地沁源。10月7日，正值中秋节，得到鬼子包围定湖村的消息后，村里大部分人转移到了东山，合作社留下部分青年，掩护民兵做空屋清野扫尾工作。吴清化把民兵安排到后山头寺中后，她独自一人坐在村口墙边的石碌碡上，一边帮老乡缝衣服，一边留神山头上的消息树。由于放哨的民兵因过度疲劳睡着了，未能及时发出鬼子进村的消息。因此，下午两点多了，敌人仍无动静，村里人心存侥幸地开始生火做饭。此时，谁也没有想到一群恶狼包围了合作社。院里的一锅汤面刚刚做好，正准备拿碗吃饭，迎面站着几个持枪的鬼子。老乡见状高喊“鬼子来了”，瞬间，被“啪”的一声打倒在地。村里人哭着喊着、拖儿带女地纷纷逃往东山。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吴清化冲出大门，拔出手枪朝鬼子打了两枪，朝着河滩跑去。此时的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敌人引到自己身边，掩护乡亲们转移。鬼子见吴清化子弹打完了，三十多个鬼子像疯狗一样把她包围起来，用刺刀一阵乱捅……年仅24岁的吴清化校长身带十七处重伤，壮烈牺牲在定湖河滩。

吴清化和战友用生命保护了定湖村80多位父老乡亲的生命安全，全村男女老少无不悲痛万分。他们用农村中最虔诚的祭奠方式，披麻戴孝，来表示自己对吴清化等同志的沉痛哀悼。

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在余金来、梁钰同志带领下，重新把合作社办了起来。在定湖召开的合作社开业典礼大会上，棉上县农救会负责人王亚南宣读了棉上县围困指挥部的命令，正式命名定湖合作社为“清化合作社”。定湖群众眼含热泪把“清化合作社”的牌子挂在大门上。此后，“清化合作社”在太岳根据地的不少地区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

为表彰吴清化同志舍身救乡亲的英雄事迹，1943年10月《太岳日报》发表了题为《模范共产党员吴清化同志永远活在沁源人民心里》的长篇报道，号召全区人民向吴清化同志学习。

革命路漫漫

1940年秋，我和本村的三名姐妹进入太岳行署半工半读职工学校学习。生活虽然紧张和艰苦，但都非常快乐。我记得在庆祝1941年元旦节时，学校中午为我们安排吃羊肉饺子。晚上，我们在本村西面的破庙里演戏，清化校长为我们吹口琴伴奏。尽管演出条件十分简陋，节目也不多，但大家的表演却使台下的父老乡亲看得非常高兴。正当演出热火朝天，台上台下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接到紧急通知：“鬼子要扫荡了，立即转移！”

鬼子扫荡过后，2月我们又返回学校。原来住的房屋被日本鬼子烧了个精光，学校组织大家开始挖窑洞。挖窑洞像蚂蚁啃骨头般，非常艰苦，但吴校长信心十足，经常鼓励大家，劳动现场涌动着一股乐观向上、以苦为荣的革命劲头。行署经济局总共分配给学校10孔窑洞，因不能满足使用，自己又挖了三孔。大约在三月底四月初，三孔窑洞就挖成了，随即我们就从郎尾河搬迁到二郎沟去了。学校开始精兵简政，改为工学团，开荒种地，纺花织布，织袜子，条件十分简陋和艰苦。那时共有四台机器，丁春、王春花负责纺线，郭六全、李俊惠、袁桂英负责织布织袜子。学员们边学文化、边开荒种地，红红火火地开展着学习、生产和劳动。当时，学习的内容是：吴校长讲时事形势，武建讲政治，高润芝教文学，还有一位李老师教数学。

记得一次与吴校长到土林区、南于沟村去筹粮，在途中吃饭歇息时，只见吴校长脱下鞋子，脚上打了五六个血泡，疼痛难忍。我就用酸枣圪针帮她挑泡，流着血水。有时，我们几天吃不上饭，饿得满头大汗，走到土林区天黑坟多，我表现出畏难情绪，吴校长就把1939年激战日寇牺牲的官兵，为保护太岳区领导突围的故事讲给我听，鼓励我提高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使我紧张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由害怕变为难过，直至坚强起来，与吴校长顺利地完成了筹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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