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和周有光的世纪之争:要不要简化汉字?
发布时间:2019-06-20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原标题：季羡林和周有光的争论：要不要简化汉字？）
一 “双文化论”和“河东河西”论
2008年端午节，我以“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校友的身份，第一次登门拜访周有光老人。那次拜见，相聊甚欢。除了叙旧，我也将一些思想文化上难以索解的问题，向周老请教。
临别，周老送给我几本书，其中有《百岁新稿》《学思集——周有光文化论稿》等。周老对我说，他85岁退休以后，“离开专业的井底”，每日大量读书看报，撰写文化“杂文”，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这些书就是他从90到100岁所写文化杂文的结集。
回来后，我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他的书，感受到周老在历史、文化、现实诸多领域，有许多令人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我特别注意到周老的“双文化”观点。大意是说，国际文化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正在突飞猛进，覆盖全球。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
我对这个问题格外感兴趣，是联想到了13年前的1995年，对学界耆宿季羡林先生的一次访谈。那天，季先生向我详细阐述了东西方文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观点。他认为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注重事物之间的联系；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穷极分析下去。从而，他得出“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结论。访谈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接过文化传递棒》的文章，介绍季先生的文化观（此文收入我与武宁合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出版的文化随笔集《书边人语》）。
时值上个世纪末，季羡林先生的“河东河西”论，暗合了朝野对民族复兴的展望和自豪感，可谓盛传一时。但接下来，学界不断有人发文，对此观点提出质疑。我读到周有光先生“双文化论”的时候，人类已在21世纪生活了8年，该怎样重新认识所谓“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融合与发展”问题呢？细读周老的书，我感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更好地回答了这一令许多人感到迷惘的问题。
周老并不赞成把人类文化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东西两分法”。他认为从地区分布来看，有东亚文化、南亚文化、西亚文化、西欧文化四种传统文化。文化的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这样，人类文化才能不断前进。
周老显然不赞成“河东河西”论。他认为该理论来自文化不变的传统学说——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往返迁移；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轮流坐庄。这是水平传播的不变论，把东西文化看作势不两立，是不了解文化演变的历史规律所致。
周老认为人类文化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他描述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主要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历史发展最为典型，它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产业革命、民主革命，从“中世纪”逐步走向“现代”。自然哲学和社会哲学发展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系列发明和创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西方文化成为国际文化的主流，也就是国际化的现代文化。但它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任何个人和国家都可以参加进去，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
有了现代文化，不是就不要传统文化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现代人是“双文化人”，既需要现代文化，又需要传统文化。
双文化并存的原因，是由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有早有晚。“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
谈到文化发展的未来，周老说：“文化是一条不断流淌的长河，今天人类还处于长河的源头。自夸现在是文明时代，那是缺乏自知之明。在第三个‘千年纪’（2001~3000）中，人类文化将进一步大大提高，那时人类会羞愧地回顾第二个‘千年纪’的20世纪是不折不扣的野蛮时代。”
读了这些论述，我觉得长期以来感到困惑的许多问题，一下子清楚多了。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这篇博文被民盟中央刊物《群言》主编叶稚珊女士看到，发表在2008年第12期的《群言》杂志上。邵燕祥先生看到这篇文章后，在1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报周有光先生书》。邵先生说：“您以平实的言语，讲了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大问题，深入浅出，举重若轻”，我“为您的真知灼见折服”。
后来，《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又被《杂文月刊》《文艺建设》等杂志转载，还被周老的连襟沈从文先生之子沈龙朱先生收入家庭杂志《水》；一些网站也转载了，点击率还挺高。
过些天，我突然接到周老儿子周晓平先生的电话。他说，爸爸很喜欢你写的文章，约你去聊天。
我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赶忙赴约。先生见我来，非常高兴。打开话匣子，一聊又是两个小时。
周老对我说，他的《双文化论》在《群言》上发表后，只是在很小的学界圈子里产生影响；而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是与季先生的“河东河西论”对比着写的，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无形中扩大了“双文化论”的影响。
谈到季羡林先生，周老对我说，他与季老只是文化观不同，个人交往没有任何问题。有一次开学术会议，他正巧和季老住在一个房间，谈了许多话。周老说，季羡林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他的《牛棚杂忆》也写得好。我们只是学术观点有不同。
周老把学术观点的分歧与私人交往、个人评价分得很开，这种态度令人钦佩。我对季老的为人和在东方文化研究上的学术贡献也非常尊重，但在文化观上更倾向于周老。
后来，周老在2010年出版的《朝闻道集》、2011年出版的《文化学丛谈》和《拾贝集》等文化杂文集中，都收入了我这篇介绍“双文化论”的文章，题目改为《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在《拾贝集》中，周老还做了这样的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掀起一阵文化问题的讨论。后来，人们的兴趣转变，不再谈文化了。这时候，庞旸女士发表一篇讨论文化的文章，好似夜莺孤鸣，清醒耳目。庞旸介绍周有光的‘双文化论’，用笔简明扼要，胜过周有光原文。周有光反过来介绍庞旸的文章，要点如下……”
看到这段话，我真有点脸红心跳。本来我只是对周老的文章写下自己的阅读体会，但周老却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我愧领之余，唯有感佩周老提携后学的热忱。
二 汉字该不该简化？
周老很欢迎年轻人去聊天，我也乐得经常去讨教。因此自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拜望周老，听他谈天说地。周老也时常把他新写的，或者他看到认为不错的文章复印下来，让人邮寄给我。
在与周老的聊天中，又涉及到了周老与季老的另一个学术分歧：对简化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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