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高转基因安全门槛
发布时间:2019-06-23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在中国，转基因稻米究竟是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一直争论不下。13亿人吃饭的安全问题在这群人和那群人之间争论不休。谁能决定转基因稻米在中国的流产或蔓延？饥饿的恐吓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能否成为转基因稻米的通行证？
□记者 胥晓莺
一向不苟言笑的绿色和平组织中国项目副主任马天杰最近春风得意：转基因生物安全领域近来喜事不断。
9月6日，三个月前正式核准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在中国正式生效。“此前全球已有119个国家批准加入该议定书，但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就好像世界杯上没有巴西。”马天杰的比喻透露了他的兴奋。
该议定书是转基因生物进出口方面颇为严格的国际性法律框架。绿色和平组织相信，它在中国的生效将有助于这个粮食和人口大国提高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管理水平。
早些时候，6月22日，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下称安委会）完成了改组。安委会承担着在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的重大职责。每一项转基因技术的农业推广，都必须经过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领取安全证书五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由安委会实行报告制管理，后三个阶段则必须报安委会审批，只有安委会一致通过，才能报农业部批复。
上届安委会55名成员中，据绿色和平组织统计，生物技术专家占61％，占据绝对多数。此次安委会成员增加到74人，根据农业部生物安全办公室给本刊提供的资料，其中卫生与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8名，占10.8％；宏观政策、经济贸易与科技管理领域专家5名，占6.8%；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检测、标准化方面专家8名，占10.8%，而生物技术方面的专家大大减少，只有10名，占13.5%。
“本届安委会比上届组成人员更平衡，这说明中国对转基因生物商品化的政策整体趋于谨慎，政府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在加强。”卫生与食品安全专家黄昆仑教授对本刊表示。黄昆仑是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监测测试中心的负责人，也是本届安委会委员。
越收越紧的审批制度
“农业部的这一系列举措，是对转基因稻米风波的一种积极补救行为。”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对《商务周刊》说。
转基因水稻风波始于2004年年底。当时安委会的一次例行会议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非同寻常的关注——三个转基因水稻品种在此次会议上提交了商品化推广的申请。有媒体称，“如果获得农业部的许可，转基因大米可能明年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有棉花、番茄、甜椒等作物被批准商业化生产。媒体对于转基因稻米的特别关照，是因为稻米作为中国人主粮的特殊地位——中国人人体热量的1/3由米饭供应，中国1/3的粮食耕地种的是稻米，有超过一半的中国农民从事稻米生产。如果申请得到安委会通过，中国将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且将是世界上首次将转基因技术应用到主粮生产。
据媒体报道称，由于安委会对是否批准商业化争论激烈，最终未达成一致意见。但第一届安委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王国英告诉本刊，据他所知，当时安委会已经通过了审批，只是审批结果递交国家农业部后，农业部最终未做出批复。
商业化审批遭遇“刹车”，但2005年春天，又出现了湖北省转基因稻米“抢跑”事件。
2005年4月和6月，绿色和平组织向国内外媒体发布了两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2005年2月到6月间，绿色和平组织通过多次到湖北省进行实地深入调查，发现没有经过安全审批的转基因水稻已经在种子市场上非法售卖，某些地方已经种植了两三年，并已流入湖北、广东等地的大米批发和零售市场。
据绿色和平组织估算，湖北2004年至少种植了1900-2400亩“非法转基因水稻”，按农民所说的亩产千斤计算，约有950-1200吨转基因大米流入市场。而今年的种植面积估计至少可以达到20000-25000亩。而且，因为转基因大米会被混入到常规大米，“因此受污染的大米数量远不止此数字”。
绿色和平组织据调查还指出，湖北地区非法种植转基因“抗虫汕优63”水稻，很可能就是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所研究的“转Bt基因抗虫稻”。
此报告如重磅炸弹，一时激起了轩然大波。《纽约时报》、《南方周末》等国内外媒体纷纷进行了报道。薛达元说：“这给中国造成了很负面的国际影响。”
更重要的是，转基因稻米的混入影响到中国和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贸易。“欧盟和日本都对中国出口大米加强了检测，给农业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薛达元介绍，虽然中国稻米出口量不大，但欧盟对转基因食品控制极为严格，从1999年开始就禁止在欧盟市场上出售任何转基因产品，此政策一直到去年才有所松动。
“农业部对转基因稻米风波的处理还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薛达元认为，“农业部责成湖北省农业厅进行了全面调查，据说展开了地毯式调查，对已种植的上万亩转基因水稻进行铲除，还对农民进行每亩四五百块钱的补助。”农业部还下发了两个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安全监管工作。
但农业部并不认为这是迫于某种压力而做出的行为。该部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官员邵建成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不是什么转变，农业部对转基因生物安全一向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进行规范的管理。”
“安全管理的严格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大概是从2000年左右开始的。”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授王国英告诉本刊。王国英从1993年开始研究抗虫转基因玉米项目，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生产性试验阶段。作为从事转基因项目研究的专家和安委会成员，王对转基因产品的管理政策非常熟悉。
2000年8月，中国签署了《生物安全议定书》。同年国家环保总局还组织制定了《中国国家生物安全框架》。2001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农业部据此于2002年1月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估、进出口管理和标识制度的实施发布了三个具体管理办法。第一届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则在2002年5月成立。
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和机构的设立，促使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趋于规范和严格。“抗虫棉之后，从2001年开始，安委会再没批准过任何一个国产品种进入商业化生产。”王国英说。
王国英还透露，其实在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成立之前，1996年农业部就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只是当时规模小一些，只有20多名委员，而且“当时比较宽松，气氛很好”。王国英介绍说，当时没有要求每个项目必须经过5个阶段，不像现在一个阶段就需要两年完整的试验数据，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中间试验，就批准环境释放了。
“原来专家们对转基因技术比较乐观，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抗虫棉的商业化就是这样很快获批的。”王国英还认为，是欧洲市场对转基因产品强烈的质疑态度，促使中国开始采取谨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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