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调研如何为改革“助阵”:上海国企改革亲历
发布时间:2019-06-27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长达数十年始终坚守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报道第一线的新华社记者生涯,让我有幸亲历了上海从传统体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大本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脱胎换骨制度创新的改革历程
1990年初,吴复民（左）采访上海石化乙烯厂厂长、30万吨乙烯装置开车总指挥戎光道（右）。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1978年底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壮阔征程。在邓小平同志打出浦东开发、振兴上海这张“王牌”的战略决策下,上海以锐意进取的使命担当、改革激情和创新智慧,从沉重的基础设施欠账和历史包袱中成功突围,同时把国有企业必须跨过的机制体制改革、产业转型升级之“坎”,变成了凤凰涅槃、重振雄风的机遇。
我庆幸,长达数十年始终坚守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报道第一线的新华社记者生涯,让我有幸亲历了上海从传统体制盘根错节的计划经济“大本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转型,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脱胎换骨制度创新的改革历程；亲历了被市场淘汰和主动“战略撤退”的数千家劣势企业“壮士断腕”关停并转,数百万下岗职工从国企“断奶”转岗再就业的剧烈阵痛；亲历了上海人在思想引领和精神激励下勇于革除新旧体制摩擦造成的心里失衡,在全国率先破解了“钱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等国资国企改革难题,书写了上海从改革“后卫”一举跃升为改革“前锋”,直至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华彩篇章。
为完善国企改革起始阶段的试点方案做参谋
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文件,决定改革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体制,给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
先期开展试点的万人大厂上海国棉17厂,是我常年联系的蹲点企业,我当经济记者的“第一课”便是在这家厂同纺织工人同吃同住同三班制劳动结下情谊。一天,17棉厂长用调侃的口吻向我诉苦:“不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吗?最好先给我一个‘权’,让我有权不参加试点。”
“咦?扩大自主权不是好事吗?企业为什么反倒不乐意?”这个出乎意外的问题一下子把我惊到了。
厂长给我算了一笔账:内地一家棉纺织印染厂的设备规模相当于上棉17厂加上海第一印染厂,1978年上缴利润2000万元,试点后增长50%为3000万；而上海这两家企业的上缴利润已经达到9000万,在这样高的基数上增长显然难度很大。但国务院试点方案却规定企业在增长部分按同样的百分比提取利润,根本抹杀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对国家的贡献大小,挫伤了先进企业的积极性。
我再深入到其他试点企业调研,发现这项扩权试点方案确实存在诸多问题:“鞭打快牛,保护后进”,使先进企业吃亏；用“一刀切”的办法按1978年水平计算企业利润基数留成率,造成企业“苦乐不均”；倘若1978年企业没有得到国家拨给的企业科研和技术培训费,那么,以后这方面的费用就没有来源等等。
此外,我在调研中还发现,这次扩权试点方案与国务院同时安排企业进行的内部各项基础工作整顿不衔接、不配套,企业内部整顿的成果缺乏经济手段来巩固。上海柴油机厂柴油机车间曲拐小组的例子就很典型。这个小组原来加工曲拐废品率达5%,当年头4个月报废损失达3.8万元,可供小组人员发一年半工资；而在进行内部整顿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后,废品率逐月下降,加上产量提高,同样4个月至少挣回了3.8万元,企业却无权给职工发一分钱奖励。职工抱怨:“浪费可以,节约无奖。”
在40年以后翻阅当年采写的文字资料,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国营企业被僵化的企业管理体制死死管住:“买醋的钱不能买酱油”“有钱买棺材,没有钱买药”“浪费有理,堵漏不行(企业上一个堵漏小项目也要层层报批)”,企业不过是主管部门的附属物,没有经营自主权。企业和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内无动力外无压力,效率呈下降趋势。
显然,扩大国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是企业“久旱逢甘露”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取得调动企业积极性的预期成果,改革试点方案必须进行较大的修改、完善、充实。刻不容缓,我立即采写调研报告于1979年9月1日发往总社。9月8日,胡耀邦同志就在我的这篇内部调研报告上作出长篇批示:“20多年来,由于我们把主要精力纠缠在政治运动上,我们大家对经济问题都没有钻进去。”“我们现在拿出来的一些改革方案,有的还要进一步完善,有的还要大改,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正确意见还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怕麻烦。”胡耀邦同志强调:“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经济管理还要随情况变化而变化,随历史发展而发展,而不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不能思想僵化。”
遵照领导指示,国家经委、财政部会同有关单位修改完善了扩大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方案,并充实了巩固企业基础工作整顿成果所必需的配套措施。这项改革试点方案的设计团队感谢新华社的调研为他们“当了参谋,做了智囊”；推进了起始阶段的国企改革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
为推动全国首家特大型国企股份制改制鼓与呼
地处杭州湾畔金山卫的上海石化总厂,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问题”,于1972年批准引进设备兴建的石油化工化纤联合企业,是分社确定我驻厂蹲点的调研基地。
在远离上海市区76公里的万亩海滩上围海造堤打桩建厂的艰苦岁月,我同建设者们一起住在昏暗潮湿的“猪公馆”上下铺,成为“金山拓荒牛”大军的一员。我深感在现代化企业蹲点不懂技术不行,突击看书恶补石油化工知识,到最早引进的8套生产装置逐一拜师,勤学苦记,很短时间就能用化学反应方程式默写出石油原料裂变成化纤、塑料和各种化工制品的工艺流程,由此在总厂上下结交了一批知心朋友。
回首往昔,我从心底里感恩当年有机会扎根基层深入调研,广泛接触民众,遇到不同意见能再调研、再求证,再问计,从而真切了解实情,让我有底气尖锐地反映上海石化在新旧体制碰撞中面临的各种困难矛盾。譬如,1979年4月10日的《上海石化总厂该不该由纺织部独家经营?》反映了部门分割造成石油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得到李先念副总理的重视批示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体制改革委员会领导的强烈关注。随后发表的一组三篇调研报告,被认为是国务院于1983年组建中国石化总公司以确保石油资源利用率最大化“最早的舆论准备”。又如,我国引进的第五套30万吨乙烯装置究竟建在哪里曾经长期争论不休,拖久不决。我的调研报告有理有据,中央领导在报告上批示:“我赞成早下决心,这一方案比较有利!”落户金山,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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