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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的 三个误区

发布时间:2018-06-1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中美贸易战的 三个误区

  沈建光

  [无论怎样,坚持守住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不动摇,在应对策略上,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争取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多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的声援,是比较稳妥的做法]

  [中国零售今年有望超过美国市场;而日本1985年的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1/3,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中美贸易争端硝烟再起,引起大家极大关注。有惊呼中美贸易战全面开火的;有建议中国采取强硬态势,全面反击,大豆、汽车、飞机是重点回击方向的。

  针对中美贸易战,笔者发现,当前有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对缓解贸易危机有害无益。某些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姿态切不可取,在当下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推动讨论向符合中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并寻找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才是需要积极探寻的方向。

  笔者认为,当前中美贸易战激辩需要谨防以下误区:

  误区一:抛售美债、打汇率战是终极武器。

  有观点建议,中国可以抛售美债,或让人民币汇率贬值加以应对。但在笔者看来,二者均不宜作为贸易战的应对方式。

  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1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是美国国债第一大的持有国,抛售美债会造成美元一定程度上贬值,但大举抛售难以找到体量相当的接盘者,必定会造成抛售时的大幅折价。而且纵观全球,也难以找到匹配美债收益率与稳定性,且足以承受中国如此大体量的金融资产,抛售引起的金融市场波动将造成中国巨大的财富损失,并加剧恐慌,让事态升级。

  另一方面,汇率政策亦不应作为应对武器。实际上,当前中国出口表现良好,对欧盟、日本、“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出口强劲,尽管对美出口或有下滑,也不需要通过贬值刺激。且从近年来的观察来看,汇率若非单方向大幅波动,对贸易影响其实有限,贸易情况更多地与海外经济复苏情况以及关税政策关联更大。

  去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大幅升值,但得益于海外经济的复苏,出口却强劲反弹。而在2014~2016年,人民币贬值阶段,由于外部环境低迷,出口反而不尽如人意。而一旦采取贬值策略,如果贬值幅度很小,很难取得效果,大幅贬值则可能出现预期恐慌,加剧资金外流,并引致他国竞相效仿,使得第一次贬值效果大打折扣,得不偿失。

  误区二:多边贸易体系已经失效。

  有观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有国际承诺,即自中国加入WTO之日起15年后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但当前,美国、欧盟与日本仍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此中美贸易战寻求国际组织框架也难有帮助,甚至有人称,中国应无惧退出时。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建议并不可取。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引起广泛批评。在双边贸易冲突背景下,加强广泛的多边合作仍是应对之法。实际上,开放与加入WTO是近40年来中国获得经济腾飞奇迹的重要原因。如今,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对全球经济贡献达30%,经济实力空前提升。与此同时,经济上竞争力的增强也使得近年来中国在金融与全球治理方面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的提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的举行,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强的领导力,而这些成就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广泛合作共赢的理念。

  展望未来,除了硬回应与推动市场化改革以外,最大程度上争取倡导全球化国家的支持,共同抵抗美国贸易战威胁,是一个重要策略选择。在笔者看来,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越来越多的支持自由贸易国家作为盟友,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争取美国企业界反对贸易战,并通过美国商业界反对贸易保护的理念,有助于对美国当前政策形成掣肘。

  误区三:中国会重蹈日美贸易战的覆辙。

  一种悲观的判断认为,中美贸易战会重蹈日美贸易战覆辙,中国会像日本一样,经济出现转折点。对此,笔者认为,两者有比较大的不同。最主要的不同体现在:

  第一,中日市场规模对美国的影响不同。中国零售今年有望超过美国市场;而日本1985年的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1/3,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且多为自产自销,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第二,中日对美的出口产品构成不同。当前中国有一半出口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又约半数是美国企业。如若美国通过贸易战重挫中国出口,其实也间接打击了美国在华企业的产销和利润。而当时日本对美出口多为本国品牌,限制日本出口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第三,中日应对方式不同。与日本采取对美自动出口限额不同,中国或会更加开放国内市场,同时通过在促进公平竞争、企业待遇均等、开放金融市场以及价格市场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改变,以增加来自美国的进口。

  第四,中日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广场协定后十年,美元对日元从1∶240三年内跌至1∶120,之后30年以1∶120为中心波动,一度触及1∶80。日元大幅升值促使日本政府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起了后来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我国自去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持汇率稳定,尽力避免通过汇率波动来调整贸易。

  虽然现在美国政府真正的底线在哪里尚难知晓,但笔者认为,无论怎样,坚持守住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不动摇,在应对策略上,软硬结合,审慎选择回击标的,并以同等程度的回击为宜,争取在WTO框架下寻求解决途径,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多支持自由贸易的国家的声援,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同时,加速改革开放,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加强环境、知识产权、劳工保护,完善法律与监管等,应是始终坚持的策略。

  在笔者看来,越到此时,越需要强调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的重要性,以避免突破这一屏障将矛盾升级为全面对抗。

  (作者系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张洋 HN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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