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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认为中国市场政府扭曲市场，长期侵犯知识产权。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一直未获得美国、欧盟、日本等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在2017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关于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中，美国基于中国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该角色与市场和私营部门的关系，认为中国未充分践行市场原则、从而对经济造成根本性扭曲。具体包括：中国对人民币汇率仍存在明显干预；相关制度对工资自由协商存在显著约束；对外国投资仍存在明显壁垒；中国政府控制大量国企和土地要素；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产业政策干预、重要领域价格控制、金融资源配置干预等；中国司法不独立以确保企业获得公正结果。

知识产权争端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国长期被美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根据3月23日《美国有关301调查的行动总统备忘录》，美国认为：1）中国歧视外资，通过包括合资要求、股权限制和其他投资限制，要求或迫使美国公司向中国实体转让技术；中国也使用行政审查和许可程序来要求或压力技术转让。2）中国对美国企业的投资活动施加了大量限制和干预，包括限制技术许可条款。3）中国指导和促进国企系统性投资和收购美国公司和资产，以获得尖端技术和知识产权，并在中国政府工业计划视为重要的行业实现大规模技术转让。4）中国对美国公司的计算机网络进行未经授权的入侵和盗窃，获取未经授权的知识产权，商业机密或机密商业信息，以支持中国的战略发展目标。

当前美国政府认为：让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错误，中国离市场经济国家越走越远。

2）美国贫富差距拉大背景下民粹主义泛起、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刺激贸易战爆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国底层群众收入状况有所恶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20%低家庭、20%中低家庭的实际收入平均数在2008-2012年连续五年负增长，20%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平均数在2008-2011年连续4年负增长。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2006-2016年美国低收入户、20%中低收入户、20%中等收入户的收入占比分别均下降0.3个百分点，2016年分别为3.1%、8.3%、14.2%；20%中高收入户的收入占比保持不变为22.9%，20%高收入户的收入占比上升1个百分点至51.5%。达里奥认为按照人口和财富可以把美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富较多的上层人口，占总人口的40%；另一部分是财富较少的底层人口，占总人口的60%。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泛起，特朗普以“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等竞选纲领赢得总统宝座，并在其执政纲领中深刻体现。

2018年是美国会中期选举年，11月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5月就将进入中期选举的密集投票期，特朗普也意图打“贸易保护牌”向选民拉票，以继续维持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地位，这关系到其未来两年是否能顺利推行各个政策，以及后续争取连任事宜。

3、美国直接诉求：逼迫中国降低汽车等关税、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能源等市场，进一步消除金融等领域投资壁垒、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美国要求中国尽快采取切实措施削减1000美元的贸易顺差，直接诉求主要包括：

1）逼迫中国降低汽车等领域关税，进一步开放农产品、能源等领域市场。从2017年中美“百日计划”以来，美国液化天然气输华政策障碍开始破冰，美国牛肉时隔14年后重返中国市场。但美国仍认为中国在农产品、能源等领域还存在严重限制，希望进一步增加农产品、能源进口。美国还希望中国进一步降低对美国汽车征收的关税，增加对美国半导体、飞机等的购买。

2）要求中国进一步消除金融等领域投资壁垒，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美方认为中国对服务业、农业、采掘业和制造业等重点行业设立了严格的投资保护制度，认为中国在认为我国在互联网法规限制开放且透明度不高，认为中国在《中国制造2025》对外资企业存在歧视政策。美国贸易代表处在2017年3月发布的《2017年各国贸易壁垒评估报告》中认为，尽管中国已经明确提出将进一步开放多个服务领域，但目前尚未采取有重大意义的实质性措施。认为中国在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和其他金融服务、电信、电视广播电影制作、快递、法律等领域存在壁垒。本次美国很可能提出扩大美国企业对中国金融业等领域的准入，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力度，比如停止强制美国在华公司进行技术转让。

此外，美国也曾对其他国家要求实施自愿限制出口。在1970、1980年代，美国针对日本等国的多项产品采取了自愿出口限制，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美日之间的汽车自愿出口限制。1981年美日双方达成了第一份协议，日本每年向美出口汽车数量限制在168万辆。执行3年后，限制标准被调整到185万辆。1985年起，美国允许日本不再执行这一协议。

三、中美贸易战的实质：全球政治经济再平衡背景下，在位霸权国家压制新兴崛起大国，特别是打压中国高科技

1、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体现美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双重标准。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常年保持顺差，此时认为贸易不平衡的调整责任在逆差国；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形成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出资源和商品带来的大量顺差、美对外输出美元、顺差国再购买美债和股票的模式，认为贸易不平衡调整的责任在顺差国。

2、中美贸易战的大时代：全球政治经济再平衡。中国从生产国越发转向消费国，美国从消费国转向生产国；中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战略收缩。按照全球分工可将参与者划分为生产国、消费国和资源国，资源国出卖资源给生产国，生产国发挥劳动力的优势，组装、加工产品，将之出口到消费国，消费国由于掌握先进技术和专利权等，赚取大部分增加值。资源国处于最低端，生产国处于中间位置，消费国处于顶端。

当前中国更多承担生产国角色，从日韩、东盟等大量进口再组装加工，所以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中包括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顺差，形成“顺差记在中国，利润落在欧美”的格局。巨额顺差并非中国造成，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比例是苹果手机、通用汽车等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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