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回忆十年前非典：体制造成我最大遗憾
发布时间:2020-01-22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钟南山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愿意与媒体沟通的学者，一方面是因为他愿意讲真话，另一方面是他几乎没有任何架子。但在SARS十周年之际，对这位当年抗非典的代表人物的采访却费了一番周折。钟南山的助手一直在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钟最近在做两会的提案，太忙了。
尽管没有透露提案的内容，但根据钟南山此前发布的信息推测，他的提案很可能与灰霾有关。今年1月底，在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钟南山说，“灰霾比非典更可怕”。
2月22日，钟南山在广州呼吸疾病重点实验室的接待室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当年我也得了肺炎，但一直没跟人讲”
中国新闻周刊：当年，你是什么时候接收到第一个SARS患者的？广东省当时做出了什么应对？
钟南山：我记得接到第一起病例是在2002年12月21日，但向卫生防疫部门通报是2003年1月末。当时广东中山爆发了疫情，但是我们首先是考虑到衣原体、细菌等方面导致非典爆发的因素，依照对这些致病因素展开治疗，但没有效果。因此就考虑到了病毒，这令我们马上将情况上报。
2003年2月3日，广东省卫生厅发出了《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并成立了防治领导小组及三个专业小组：医疗专家指导小组、流行病学调查小组、病原学检测指导小组。流行病学的调查从此开始启动。
中国新闻周刊：最初，我们将这种疾病称为非典型性肺炎，此后被命名为SARS，两种命名方式，对应对这一疾病有什么作用？
钟南山：被命名为SARS是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确立的，意即严重的呼吸系统综合症。但做出SARS命名时，我们还没有发现病源，只是提到这个病会引发严重的呼吸综合征，呼吁大家警惕。这种命名方式对大家认识这个问题有帮助。
而非典型性肺炎只是一个泛称，实际上很多原因都会引发非典型的肺炎，所以SARS的说法会更有针对性。
这些年来，在武汉和香港的蝙蝠身上发现了SARS病毒，尽管也有一种说法是人一直有SARS病毒的抗体。但SARS真正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
中国新闻周刊：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你曾消失了近一周时间。
钟南山：我那个时候也生病了，原因是我连续工作了38小时，太累了，之后就发烧，左胸痛。后来去照片子，发现是左上肺炎，但当时我并没有去检测，后来也没有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因为依据经验，我当时感觉只是肺炎，不是SARS。因为我知道SARS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时也不敢十分确定，所以就用一般的抗生素治疗了五天。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护士、我的保姆和我爱人知道。
那时候就在家里输液，为了输液我在家走廊的门框上还钉了一个子，到现在还没拔下来，我爱人说就当是一个纪念好了。
后来再去复查，左上肺的肺炎已经消了。一直没跟人讲，大家都以为我出差了。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如果我说我得了非典，影响会不大好。一直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得了非典，不过我自己也不想搞清楚，因为那是个特定时期，因为不适合公开。
“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
中国新闻周刊：SARS给我们带来什么警示？
钟南山： SARS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不重视民间的传染性疾病会给国家造成不稳定以及经济损失。SARS的爆发，对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重视程度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
所以在2009年，从墨西哥传染到内地的那次猪流感事件来看，中国采取了外堵疏漏、内防扩散的方针，很快就做好了隔离和监测，并且及时找到了病源，在5个月内就研制出了疫苗，让一亿人进行了注射。中国在那次事件的应对做得很漂亮。
中国的体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应对突发性传染性疾病时，按道理是比较优越的。但在这个体制下，如果对类似事件不够重视，或者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来处理的话，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SARS以后，我们在国内设置了200个SARS的监测点和医院，所以应对突发疾病的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了。但存在的问题是，越是基层的网络，作用反而不够强，比如及时的申报。
(2009年)甲流在流行阶段时，全国公开数据显示只有50死亡，但因为我在全国有很多学生，我和他们交流发现，死亡数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当时有记者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根本不相信那个数字。我记得，那天下午卫生部就作出了回应，说如果发现新的死亡案例，他们一定会公开。几天以后，这个数字大大增加了，各地都在上报。
但我接触的一些省份的卫生部门官员跟我说，相关单位的上级就要求他们，不要把数据统计得那么清楚，不要在这方面走在前头。我想，他们的观念和意识没有转变，顾虑还是比较多。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再发生大规模的流行性传染疾病，你最担心的是什么？
钟南山：协作，学术界的协作。目前，有意无意的，特别是大单位，总是希望首先发现什么东西放在自己的单位上。但实际上一些大的项目，是需要大家协作的。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十年前抗击SARS一役，你有什么遗憾吗？
钟南山：最大的遗憾，是到了现在，政府、社会、媒体、公众对医务人员有了偏见。SARS刚出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出生入死，那时候对医务人员真的是推崇备至。但是过了没多久，医护人员变成了白衣老虎。汶川地震的时候，白衣天使也是大家对医务人员的称呼，但过了没多久又是白衣老虎。
穷其原因，就是医疗体制的公益性差。政府的公共卫生投资少，造成了医疗的市场化问题。大多数的公立医院和三甲医院，98%到99%都是需要依靠自己的收入来存活，这必然会导致一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操作。
体制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之一，但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对医疗的投入过低。今年2月初，我问陈竺部长，我国每年的医疗支出只占GDP的5.5%，这个数字远远低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阿富汗，古巴都比我们高。
现在很多人提议医药分家，杜绝从检查费用获取提成等等。这些办法都对，但是医院的资金缺口从哪里来补？
此外，在医改政策中，三甲医院的发展方向只有三条：第一，主要解决疑难病少见病；第二，做研究工作，把关口前移，使得那些疾病早发现早诊；第三，培训，让基层都能解决常见病多发病。但是这三条做得越好，医院的病人就会越少，那医护人员就只能喝西北风了，所以也是不可行的。
目前的各种改革和监管方案，其实大都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这是体制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体制造成了我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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