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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在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的要求下，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的要求明确、任务明确，需要我们更加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农业农村现代化正在经历历史之变

　　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我国农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解决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支撑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一工业品制造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在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之下，基于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多元、产业形态多元、经营主体多元、贸易格局多元、政策组合多元的发展条件，逐渐形成了一条区别于美国的资源农业、日本的精细农业模式，以多元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第三条道路，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变化，农业发展理念、政策、举措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新发展阶段，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实现高质量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要而论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我国农业发生了四个重大变化。

　　外部环境变化改变了农业生产布局。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经济重心的迁移变化，加之我国农业资源禀赋的多元化特征，特别是这些年随着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的实施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极大改善，我国农产品生产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粮食和肉类生产“北粮南调”已成常态，“北猪南运”渐显趋势；二是资源性经济作物棉花、糖料等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规模化程度越来越高；三是西南、西北等山区、丘区的特色农产品多元化生产比较优势明显；四是都市群和城市郊区主要聚焦“菜篮子”产品生产，都市农业特点鲜明。总体上，大宗农产品的规模化经营、产业带的形成趋势明显，这对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政策组合以及区域间市场格局的形成影响十分明显。

　　土地制度创新促使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以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公社体制为历史起点，我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公有共营”“公有私营”“公有共享”三个阶段。农民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改革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创新，为规模化、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革奠定了制度基础，加速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使大批农业从业者转向非农产业。1978年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为2.83亿人，2002年达到3.66亿人的历史最高点，2019年减少到1.94亿人。1978年全部劳动力构成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为70.5％，到2019年其比例下降到25.1％。农业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下降与占全部劳动力比例的减少，一方面，比较快速地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使“谁来种地”“地怎样种好”的问题日益突出，通过规模经营保障农产品总量、提升农业产业效益的需求愈显迫切。在此背景下，尽管我国大国小农的国情和家庭经营的基本格局没有变，但通过土地制度的不断创新，“三权分置”的稳步推进，实践中形成了两条规模经营道路：一条是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由农户拥有的承包权派生出租、转包、互换、入股等多种方式让第三方分享其经营权。2019年全国农村承包地流转率为37％，流转面积达5.5亿亩。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流转率更高，不仅浙江、江苏、上海的土地经营权流转比例高达50％以上，东北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土地经营权流转比例也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条是土地经营权不流转，农户将重要的田间作业环节托转给新的服务主体，实践中的土地经营托管、半托管模式，形成了服务规模经营。农业农村部数据表明，2019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共89.3万家，其中托管服务组织44万家，覆盖农户6000万家，服务面积15亿亩次，服务营业收入总额1688.8亿元。土地经营权不流转而转向服务形成的规模经营，成为土地制度创新的大趋势。以上两种方式都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前提下，形成了土地经营权的共享。这种公有共享的土地制度创新使家家种地、户户养殖的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极具中国特色。

　　科技进步引导着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我国农业资源禀赋人均不足，决定了科技对农业供给保障意义重大。目前，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良种实现全覆盖。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稳产高产、止损减损。2020年粮食产量达到1.34万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单位面积产量由1978年的170公斤增长到2020年的382公斤，保障了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现代生物技术、装备技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集成的现代科技不断突破。生物育种、重大动植物疫病流行规律把握和防控、农业遥感和信息化领域硕果累累。旱作节水、测土配方施肥、统防统治等先进适用农业技术大范围推广，建立和完善了确保农产品产出，特别是粮食总量稳定增长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以全面机械化、自动化、技术资金高度密集为特征的农业工厂化模式迅速发展，广泛应用于种植、养殖等诸多领域，实现了高规格化、高效率、高产值、高效益，“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前景光明。

　　市场决定了要素组合的功能作用。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引导人才流向、优化调整产品产业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也逐步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控向更多应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的转变。一是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一直以来，公共财政投入是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中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尤其是党中央确立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提出在公共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的政策要求以来，农业财政投入明显增加。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2019年全国财政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累计安排农业农村相关支出16.07万亿元，年均增速8.8％，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平均增幅。二是社会资本和工商资本支农助农强农功能得到强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投资领域造成了巨大影响，第二产业投资仅增长0.1％，第三产业增长3.6％，但第一产业增长19.5％，充分显现和证明了农业的重要地位、受关注度、发展前景及农业投资的巨大潜能。三是农业支持保护工具更加丰富。逐步形成了包括农业投入、价格支持、直接补贴、灾害救助、金融保险、债券基金、担保期货等在内的政策体系。进一步丰富了农业支持保护的手段和方式，特别是社会资本进入农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以及社会配置资源的格局逐步形成。

　　与此同时，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下，我国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三大挑战，需要有效应对，化解各类风险，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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