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秘书李以建：金庸的社评等才是深藏的瑰宝
发布时间:2018-12-09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金庸先生与李以建先生
时至今日，从官方到民间，从海内外的华人扩展到各国的读者，金庸小说可谓家喻户晓；从学术研究的刊物到中小学授课的课本，金庸小说的阅读和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金庸的社评却尚未全部结集成书出版，仍鲜有人论及，更不用说他以诸多笔名撰写的文艺批评、时评政论、专栏文章，以及翻译著作和学术论文，这些都尚处于隐学阶段。
笔者有幸于1995年来到金庸身边工作，亲聆教诲，在其亲自指导下负责查阅收集并编辑他的文章和著作。迄今为止，这项工作还在持续地进行，其中原因之一，即除了当年在报纸上刊发的武侠小说连载外，金庸早期曾翻译英文著作，为报刊撰写影评专栏、文艺批评，创作电影剧本及歌词；创办《明报》后则负责撰写社评、“明窗小札”专栏文章、“自由谈”及时评政论，同时还从事翻译，乃至撰写学术论文，而且这些不同的创作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堪称一绝。如果说，金庸的小说是浮现在海面上冰山的雄伟壮丽一角；那么，金庸的社评等创作则是深藏在水底下的那巨大的坚实厚重部分，二者是无法皆然分割的一体，共同构成了金庸独特的话语世界。
社论—— 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超过了小说 反映出他对世界、历史、人性的洞察
从1955年2月8日金庸开始在香港的《大公报》上刊发连载体小说《书剑恩仇录》，到1970年发表《越女剑》，十五部长短小说写了十五年。修订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3月，到1980年年中结束，一共是十年。从执笔初始到第二次修订终结历时二十五年，严格地说，其创作的小说作为报纸的连载体发表，应为十二年零七个月，因为《鹿鼎记》直到1972年9月23日才在《明报》上连载结束，以上还没有计算本世纪初的第三次修订所花费的时间(大约从2000年至2006年)。
与之相比，从1959年5月20日在《明报》正式创刊日开始撰写社评，直至1993年宣布退出，金庸整整为《明报》撰写了30多年的社评。报纸的社评从原则上说是每天必有的，之所以难以计算出精确的时间长度，因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报》中，偶尔会由于金庸外出而间歇性地暂停刊发社评，虽然这种现象极为少见。自上世纪80年代随着《明报》的成长和扩大，于1982年成立社评委员会之后，金庸因公务及社会活动繁忙不再每天撰写社评，只是间中就一些重大事件才亲手动笔，虽然每篇社评都经过他亲自审阅和修改，但有些社评的起草和初稿拟就已交由社评委员会的成员来完成。到1991年，金庸就波斯湾战争撰写一系列社评之后，基本上不再亲笔动手写社评了。尽管如此，金庸撰写社评的时间却丝毫不比其创作和修订小说的时间短，其篇幅之众、字数之多，在数量上甚至超过小说；其蕴含的深刻内涵和宣扬的鲜明主张，以及体现出的对世界的洞察、对历史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把握，堪与小说媲美。
《明报》采用社评却不署名，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文类形式上的选择，但究其内里，却可以看到，金庸不想采用一般通用的社论形式，是不愿意对外界所发生的事情就事论事，只作一种镜像式的被动反应，简单地跟随外界的舆论倾向和大众的情绪波动去人云亦云地议论是非和判定对错，而是十分重视自己能根据自己的原则来作出历史事件的选择和描写，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同时通过社评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信念。作为《明报》的创始人，他能集社长、总编辑和主笔一身，无需顾忌和权衡外界或其他势力的干涉和骚扰，也无需按照别人的意旨去选择历史事件、去做他人的传声筒。所以他强调要保持个人风格，包括选择自己“标新立异”的社评形式。有研究者认为，《明报》的成功得益于金庸小说的持续连载，诚然如此，但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真正令《明报》从小报跨入大报行列，并成为香港传媒的佼佼者，还应归功于其独特鲜明的时政评论──金庸社评。
总之，社评和小说是构成金庸话语世界的两大支柱，二者并行不悖，表面上各自独立，内里却又具有互文性。这为金庸研究提供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资源，既可以拈出小说或社评作为某一特定领域的独立的课题研究，也可以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相互参照，探究其内在的互文性，从而更深入而全面地研究金庸。换句话说，要研究金庸，既要研究金庸小说，也要研究金庸社评。我相信，金庸社评研究也将会像金庸小说研究一样成为一门显学。
时评—— “评论自由，事实神圣” 毕生践行这一新闻理想
与社评具有异曲同工的则是金庸的时评政论文章，除了散见在其他报刊之外的，在《明报》上以专栏形式或连续发表的主要有：先在报纸上连载，而后结集成书，以查良镛之名发表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以“徐慧之”笔名在“明窗小札”专栏撰写的文章，以评析当时的国际重大新闻和事件为主，历时近六年；以“黄爱华”笔名发表在《明报》“自由谈”专栏上的“论祖国问题”系列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自1963年9月3日“自由谈”第117期起，到1964年3月9日止，共64则，之后结集成书《论祖国问题》出版。
颇有意味的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早期实行专制统治，甚至禁止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出版发行，因此，作为《明报》的创办人，金庸虽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可“就是台湾没有去过”。直至1973年4月，金庸终于获邀前往台湾访问十天。在这十天里，他会见了蒋经国、严家淦、张宝树等；前往金门参观，同军方将领交谈；还跟台湾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友人见面相叙；参观了台湾的公路和水利建设；了解到台湾公务人员的纪律严明和土地改革。于是，他就写下了37则的短文，每一则都简短地从某一特定角度写出自己的见闻及观感，或夹叙夹议，或纵论细剖，很有特色，堪称金庸政论文章的范例，集中而全面地表现出金庸撰写政论文章的所有特点，也体现出金庸从事新闻写作和时政评述所秉持的信念。
事实上，这是金庸先生投身报业之后一直信奉的信念，也是他毕生践行的新闻理想。无论是最初在报纸上从事翻译、撰写短小的评论，还是到后来自己创办《明报》，把握报纸的总体编辑方针，以及自己的诸多写作中，凡涉及新闻的报道和评述，他都坚持不变。直到退休离开《明报》，乃至今日，我相信他的信念都没有丝毫的改变和动摇。2009年金庸应邀前往《大公报》参加报庆活动，他亲笔留下墨宝，勉励同行，并表祝贺，依然是：“评论自由事实神圣金庸乙丑年夏”。
世评—— 伪装成金庸的同事徐慧之写专栏 既专业又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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