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教师：为生儿子丢饭碗 送两个女儿做童养媳
发布时间:2021-04-16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在全面二孩政策放开的今天，回望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会有哪些新的思考？
本文讲述了三位乡镇教师的超生故事。教师作为公职人员，受到“一胎化”政策最严格的约束，超生这一选择，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整个人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到整个九十年代，是计生政策从收紧到调整的时期，也是执行最为严厉的时期。在这期间，普通人第一胎是女儿，隔四年可以生第二胎。公职人员却无论第一胎是男是女，只能生一个，这成了这个群体最大的尴尬和无奈——他们的工作调动不易，很难像一些人那样为了生育举家迁徙逃离本地，即使想尽各种办法冒险生下来，也可能轻则面临巨额罚款和行政处分，重则丢饭碗断送前途。
本文聚焦这一群体，讲述来自江西赣州市某县三个不同乡镇三位“超生教师”的故事，时间上横跨1980年代末至2000年初。
王老师：为生儿子，从中学教师变成木匠
王老师，今年62岁，家在本县G镇。1985年前他一直是中学教师，在任教的七八年时间里，曾创出至今为人称道的好成绩。但从1976年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他妻子连续又生了三个女儿，除了前面两个女儿，后面两个都是一生下来就“嫁”出去了，即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
1984年，计划生育政策到了趋紧阶段。在人口与经济发展比例失调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政府将计划生育提上了工作日程，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各地区也建立了计划生育工作机构，制定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方针，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以及独生子女政策。但是，一方面，独生子女政策与农村生产实际、农民生育意愿严重脱节，造成政策贯彻执行阻力重重，恶性事件频发；另一方面，为了完成计生目标，体制内又加强了执行力度。
恰逢此时，王老师的儿子出生了，直冲计生政策的风尖浪口。因为事先并没有想好要隐瞒或者偷生，计生人员很快找上门。没有经过太多动作，王老师便成了这项政策背景下最早丢掉公职的人和“反面典型”。
王老师一介书生，从前读书，后来教书，虽然出生在农村，长在艰苦年代，但也算是吃惯了轻闲饭的文化人，尽管清贫但也还体面。教师工作丢了之后，他曾非常失落和丧气，走路都低着头，上有老，下有小，三个孩子嗷嗷待哺。为了维持生计，他决定学一门手艺。思前想后发现做木匠还挺吃香，于是拜了一个木匠为师。由于有文化底子，学得快，一年时间就入了门，第二年做到一半就出师自己做了。
拿起斧头、锯子、刨子，打门窗、打棺材、打木桶橱柜、打梯子风车，王老师正式从一个吃公家饭的教书匠变成了吃“百家饭”的手艺人，流起了苦力人的臭汗水。好在大家因为认可他的手艺，又同情他的经历，都还是尊重他，没几年他就做出了名，生活条件很快走在了全村前列。
多年之后他谈起这段经历，说自己虽然日子苦，但心里却无怨无悔，因为“人比工作重要”。
儿子生出后，王老师视之为掌上珠心头肉，寄予了非常大的希望，管教得十分严格。除了用自己的所学去教授儿子之外，平常的生活习惯、为人处世甚至交什么朋友都会管控。如今儿子长大成人，为他生了两个孙儿，他每天帮忙带着第三代，生活也算美满幸福。而他送出去的那两个女儿，也重新和他建立了联系，虽然称不上亲近，但总算是有所往来。
刘老师：为超生装病流产又假装捡回的儿子
刘老师，是本县X乡的一位小学教师，今年56岁，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员工。1988年，他们刚结婚没多久便怀上了孩子，和许多人不一样的是：从怀第一胎开始，他们一早便做好了超生的打算，并为之做足了准备。
孩子在肚里八个月的时候，刘老师便让医院的亲戚帮忙开好了证明，证明自己得了重病，要告假休养。在得到批准之后，夫妻俩开始演戏，丈夫每隔几天带着妻子去医院的亲戚那里转一圈，开一些便宜的药，大包小包带回家，造成自己生病的假象。家里有人来了，她就躺在床上，或者装出无精打采的样子。
到了第九个月，丈夫也请了假。他们对外说刘老师的病越来越重，可能孩子都保不住了，打算去赣州市的大医院看病，实际却是去山里一个亲戚家中偷偷把孩子生了下来。生下孩子才一周多，她便将孩子留在亲戚家喂米糊糊，自己悄悄回到家中。之后对外宣称因为自己的病，孩子没保住，生下的是个死婴，还是个男孩，又假装悲伤了一阵。
过了三个月，刘老师的父亲让山里的亲戚把孩子放在箩筐里，弄好被子和小衣服，还放了些奶粉，再写一张纸条“孩子检查出有先天心脏病和肝炎，自己无力治疗，希望好心人收留”，然后挑了个镇上赶集的日子把箩筐往人来人往的桥头一放，假装遗弃孩子。
在那个时代，这是习以为常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女婴或先天残疾的婴儿被放在桥头，等着别人抱走收养。当这个孩子安静地躺在桥头的箩筐里酣睡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懒得瞥一眼，只有少数人会凑前仔细看。他们中有些即使会因为是个男孩而心生抱养的冲动，但一看到这个孩子有先天心脏病和肝炎，又都会担心是否捡了个麻烦而退缩。
而这时，刘老师的父亲早就在旁关注着。等人围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他赶紧假装上前查看孩子的状况，然后放出话说“我女儿刚刚得病生出的儿子没了，刚好有个这么好看的男孩，有病又怎么样，我就不信养不好他，抱回去我女儿要就给她，不要就我养”。旁边的人劝他不要捡个“事包”（麻烦）回去，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他故意争了一番，便端起箩筐走了。之后，刘老师和父亲又演了一场戏，表示自己无论如何不想要这个孩子，要养就老人自己养。从此，这个亲外甥就成为了老爷子“抱养”的娃，孩子跟着姓了刘，管他叫爷爷。
第一个儿子经过这样的“运作”之后，与刘老师撇开了关系，她又开始了第二胎的生育准备。当然这个过程她还得继续把身体“调养好”，继续去医院，继续找偏方，继续买药，继续禁口。不过，随着她的身体慢慢“好起来”，没半年就又怀上了，十个月之后，生下来又是个男孩。这样，她就名正言顺地避开了超生可能带来的所有风险，也丝毫没有影响到夫妻俩的铁饭碗，甚至还得到了单位同事和领导的特殊照顾。
过了五六年，大儿子慢慢懂事了，夫妻二人偷偷将秘密告诉了他，一边想尽办法弥补“弃婴”名分为孩子带来的伤害，一边要求孩子对外保守这个秘密。孩子虽然不理解，但因为确实享受到外公外婆和亲生父母的极尽关爱，所以也没有太多怨言。之后又过了七八年，孩子上初中了，计划生育政策也逐渐变得温和，丈夫所在的单位也面临国企改制和职工下岗，刘老师便托了亲戚的关系请教育局领导吃了饭送了礼，说想把父亲收养的这个孩子要到自己名下来抚养。教育局领导一听这样的情况，心知肚明，但也没有深究追责。就这样，既避免了为超生担责，又终于让孩子回到了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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