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曲家写“外滩”，多一个看民乐的角度
发布时间:2018-12-10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克里斯蒂安·佑斯特
“我上一辈子可能是中国人。”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ChristianJost）是德国人，因为对中国感情深厚，他常常怀疑自己上一世是中国人。
这位作曲家曾将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改编为歌剧，也曾为芭蕾舞剧《红楼梦》撰写音乐，将中国元素带到欧洲乐团打响名号后，上海民族乐团向他抛出了创作的绣球。
11月8日，由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委约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这也是上海民族乐团首次委约外国作曲家创作并指挥整场民族管弦乐作品。一场听下来，有观众反映，民乐变得更优雅，也更柔和了。
现年54岁的佑斯特出生于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
他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96年。那一年，他第一次来中国，听了京剧，也听了民乐，看什么都感觉很惊奇。然而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自从看了这部电影，他爱上了中国，和中国的联系就没断过。
佑斯特擅长创作描写城市风貌的音乐，用音乐表现一座城市的性格，风格大气，旋律优美。
2012年，佑斯特创作了《台北地平线》，堪比台北城市风貌的素描；其后，他根据张爱玲小说创作了歌剧《心经》；2014年，中国台湾的优人神鼓和柏林广播合唱团演唱了他的合唱剧《爱人》；2015年，苏黎世歌剧院、德国乌珀塔尔舞蹈剧场委约他写的歌剧《大红灯笼高高挂》、芭蕾舞剧《红楼梦》，分别迎来世界首演。
“我对中国文化很了解，写中国音乐，我觉得自己再合适不过了。”佑斯特自信地说。
在《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这部上海“城市素描”里，佑斯特用五个乐章勾勒了他眼中这座新旧事物共存、多元文化相融的城市。音乐的灵感来自外滩百年的人文背景和悲欢离合，外滩是码头，那里是新旧交织的地方，也是爱恨分别的地方。
要完成这样大部头的民乐作品，对任何一位外国作曲家来说都是挑战。初见上海民族乐团，乐团各声部轮流为佑斯特演奏，精湛的技艺把他震撼到了。
“当这些乐手集合到一起以乐团的形式演奏，音乐的编排方式、演奏方式，相对西方交响乐团完全不一样。”佑斯特说，民乐团有很多高音乐器，比如弹拨乐器，音色铿锵，就像缝纫机，笙很像西方的管风琴，给人生命的呼吸感，很美，怎么才能让笙和弹拨乐器合作呢？又比如，唢呐音色高亢嘹亮，如何才能以一种更轻柔、更缓和的方式吹出来？又怎么让高胡、二胡、中胡像是一个人吹奏？
对佑斯特来说，这些都是有意思的挑战。写作时，佑斯特希望，每一个音符听上去都是优雅的、动听的，即便情绪强烈、痛苦、悲伤，音乐的表达仍然要优雅。
上海民族乐团团长罗小慈补充说，就像东西方美学有本质的区别，西方交响乐团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团在乐器的形制、构造、发音、音律方面都不一样，中国民乐器的个性浓烈、表现力强，一架琵琶、一台古筝能以一当十，然而听过那么多民族管弦乐作品，罗小慈是不满足的。
“因为高频太多了，比如唢呐的高频就比较多，合奏时会显得刺耳。”第一次和佑斯特开会，罗小慈就提出，《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要做低音声部的补充和均衡，“如果一整场民族管弦乐都在高频上，观众会受不了，听多了会窒息。”
佑斯特调用交响写作的经验，为民族管弦乐赋予了更多交响性。此外，他还将民乐团各声部的摆放做了调整，比如将低音提琴挪到高胡、二胡旁边，弦乐的高中低音区变成一个更有机的整体。如此下来，《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的声场空间少了扁平和尖杂，变得更柔和了。
尽管双方的审美和观点不会一直共振，佑斯特用新思维、新色彩、新语言写出来的民乐，还是让罗小慈感觉到了惊喜，“传统民乐在表达上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很大声、很着急，佑斯特的音乐语言优雅、节制，这和他的学习背景有关，也和他的性格有关。他本身是一个儒雅的人，音乐风格也是儒雅的。”
游走过那么多城市，佑斯特常常为中国的发展速度震惊，尤其是上海，在任何方面几乎都和世界同步。
“很多中国作曲家写交响乐，影响了西方音乐，现在是时候由西方音乐家开拓中国民乐的创作了。”佑斯特直言，民乐如若不创新，会让年轻一代观众丧失兴趣，最好的发展方式是打开大门，进行更多国际合作。
罗小慈对此深感认同，创新是弘扬民乐的最好方式，“不要怪年轻观众不喜欢，关键是你们的音乐是否打动他们。我们不能抱着几千前年的经典不放，年轻观众是不买账的。”
《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的诞生，是中国民族乐团首次尝试邀请外国作曲家写一整台民族管弦乐，“这对作曲家来说是有挑战的，但我们还是要尝试。这种国际交流让我们多了一个看民乐的角度，也让我们知道民族管弦乐还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罗小慈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国际化，必然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作曲家参与中国民乐的写作，“民乐的大门要打开，不能关上门自娱。”（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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