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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葩说成名前小鹿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的选择

发布时间:2021-05-01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文 | 杨溪

编辑 | 向荣

出品 | 贵圈·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

(原文来自www.9y9y.com)

笑声在30秒的段子中间回荡了3次。 (原文来自www.9y9y.com)

这是小鹿当晚第二场演出,她已经稳稳控制住现场的情绪。前一场,在她讲到“不知道我妈哪来的自信可以帮我带孩子”时,台下一位热情的观众喊出小鹿在《奇葩说》上的名言——“自己给自己的信就是自信”。 (自媒体www.9y9y.com)

4月2日是脱口秀演员小鹿的30岁生日,她用办专场演出《女儿红》的方式来庆祝。原本只有175个红色阶梯座椅的剧场,临时加了225个黑色折叠椅,凑足400个坐席。当天晚上要演两场,800张票,开票1分钟内就抢没了。

4月2日,小鹿在北京举办了《女儿红》专场演出庆祝自己的生日

开场前,主持人问,“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线下看单口喜剧?”观众席里一半人举手。“有谁是看完《奇葩说》来到现场看小鹿的?”那些举起的手刚准备落下,又停在了空中。

灯光打在小鹿身上——她穿着砖红色的西装,袖子撸至手肘,短发被吹得蓬松。

台下齐刷刷举起手机。小鹿配合地变换各种姿势供大家拍照,调侃自己仿佛在代言一个西装品牌,“我演了7年了,第一次有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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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葩说》成名前,小鹿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成名之后,这种掌控感正在消失。

《女儿红》是小鹿的第四个单口喜剧专场,2021年只演过一场,“不是不想演,是真的腾不出时间。”

她肉眼可见地忙碌起来——3月下旬,她在北京三里屯一家照相馆拍形象照。年初至今,她只在春节休息了两三天,其中一天拿来思考前途,发现能计划的只有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星期要跑两三座城市,别说没空见朋友,就连睡眠都没办法保证,如果哪天能睡上5小时,那就是快乐的一天。

脱去外套,换上拖鞋,小鹿坐到了化妆台前,一脸没睡醒的样子。冷白色的灯光下,能看到她耳后的一撮白发。

“本来是黑树林,现在快变成白树林了。”从初中起,小鹿就开始染发,“最近规模有点扩大”。她侧过头照了照镜子,对《贵圈》说,“他们以为是比赛给我忙的,其实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听姐说》这个项目上。”

这档与芒果TV合作的女性脱口秀挑战节目,是单立人喜剧成立4年来第一次发力综艺,全公司参与,小鹿的职责是主编剧。项目启动时,她刚通过《奇葩说》海选,没料到一路杀进总决赛。有一次,两档节目的时间撞车,实在没法兼顾,她就请公司创始人石老板和周奇墨帮忙去《听姐说》顶了好几天。

小鹿是不怕累的人。来北京这些年,她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围绕喜剧展开的。真正的疲惫是精神上的。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小鹿下午6点结束工作,欣喜地发现“距离睡觉居然还有6小时”。那天北京很冷,街上也没什么人,她突然觉得有点孤独,问自己,“我在忙些什么啊?”

借着过生日“搞仪式感”,她提前向《听姐说》节目组请了假,在生日前两天赶回北京。这一趟,她既要帮节目嘉宾调整表演,又要抽空准备生日当晚的两场演出。飞机落地时,她突然感慨,自己活得像个陀螺。

2020年是小鹿来北京说脱口秀的第六年。在线下,她是单立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但出了剧场,没人认识她是谁。

她策划过一档喜剧微综艺节目《女性超车指南》,公司能拿出来的预算,摊到每期节目上只有3000块。她出去拉投资,“写了很多策划案,听到的都是嘲讽和批评”。她和团队一样,没有名气,没有经验,对方一句“你们凭什么觉得会有人投钱”,就把她问得哑口无言。

2020年还发生了两件事:全球爆发,《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爆火。前者让线下演出停摆了大半年,后者捧红了好几名女性脱口秀演员。等到小鹿重新踏上《真娘们》专场的全国巡演之路,她突然成了别人眼中的“模仿者”。

每次演出结束,总有热情的观众找她合影,说在她身上看到了思文的影子、李雪琴的影子、杨笠的影子……小鹿不喜欢这种“赞美”,“我只是不出名而已,不代表我跟别人像,不是所有的女性喜剧演员都很像。”后来,她把苦闷写成段子吐槽:“总说我身上有别人的影子,我是块地板吗?”

正赶上《奇葩说》第七季招募选手,小鹿想着,干脆去试试。

她确实“挺好笑的”。赛程过半,她的金句频频被挂在微博热搜上。谈论“网恋奔现遇照骗”,她说“没有人用身份证照片网恋,因为那是用来网上抓捕的”;谈论“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她问“既然有烛光里的妈妈,为什么不能有灯牌里的妈妈”;谈论“家长群跟风吹捧老师”,她鼓励大家“反季节夸”——“教师节按兵不动,植树节大张旗鼓”;谈论“真爱怕狗”,为了强调一个“怕”字,她模仿了一条游动的眼镜蛇——下半身保持半蹲,上半身前后左右来回扭。

小鹿在《奇葩说》上金句频出

母亲看了她的节目片段,发来一串“哈哈哈哈哈”和一个呲牙笑的表情。在小鹿的记忆里,母亲内敛,很少发表情,也很少发“哈哈哈哈哈”。“她的每一个哈都是要用手写的,不是我们这样打一串h就发出来了。”小鹿很开心,看来自己的表现“真的好笑”。

这是她参加《奇葩说》唯一的目标——站在辩论场上的每一次都要好笑。成名前,总有人跟小鹿说,谁谁谁比你好笑啊,你要像谁谁谁学习,这让她难以接受。

在节目里,马东说没法儿定义小鹿,她很感动。“我觉得我的目的实现了。我不想是任何人的影子。”

朋友玛莎说,小鹿早就应该出头了。这几年脱口秀行业火了,很多嘴皮子溜的年轻人都想尽快出名,哪怕只有5分钟的好段子。但她熟悉的小鹿、周奇墨等人,都是台下十年功的人,“作为新人,他们太老了。”

录制晋级12强的比赛时,小鹿在后台听到有人提起“接商务”,一脸疑惑:“啥叫商务?”那一次的辩题是“同龄人过得都比我好,该不该追”。小鹿持正方。她说起在北京做脱口秀演员这些年,从没意识到自己和同龄人有什么差距,直到2020年,才发现有些同行的收入和名气已经是自己的几十万倍、几百万倍,“心态崩了”。

在那之前,她自认为过得“挺好的”,没钱,但喜剧能力得到同行和观众的认可。每天骑着电动车赶开放麦的日子,辛苦归辛苦,但很知足。

只有一个瞬间,小鹿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选的这条路。2018年,哥哥结婚,母亲要她准备个厚点的红包。她咬着牙转了两万块过去,没敢说自己的存款总共只有21000元。“我当时就坐在马桶上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嚎啕大哭。”她在北京这些年,几乎没攒下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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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在她的微博下留言,问是不是得罪了《奇葩说》化妆师。小鹿心想,“你们是没看过我自己化妆什么样子。”上节目之后,有人说她长得像杨迪,她不介意,但想到之前有人说她像孟美岐,她调侃:“杨迪和孟美岐在我这里实现了奇怪的和谐。”

演出之外的时间,小鹿很少化妆。她说自己化妆之后“人格都有点不一样”——带妆人格和素颜人格,“我在做幕后编剧和艺人之间,隔着的就是化妆,幕就是妆。”

她身兼台前幕后双重身份,被戏称为“永动机”。同事蛋蛋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个工作狂了——头一天聊完的段子,第二天就能拿出很好笑的初稿来。早几年,她还在写字楼里上班,会在忙开放麦时突然说,还有一个案子要处理。单立人的喜剧演员兼编剧潘越透露,即便这样,她还能抠出时间来看书。

潘越第一次看小鹿的开放麦,对她的象是“都市丽人”,“我觉得她就是玩票,脱口秀不过是给她生活加分的一件事情。”

2014年,小鹿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研二,在网上看到脱口秀节目《艾伦秀》,就着迷了。她开始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北京有培训课程,两天学费1500元。提交完硕士论文提纲之后,小鹿跳上了一列火车,晃荡了40多个小时,来到北京,在同学的宿舍租了个床位住下。

《艾伦秀》是一档热门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艾伦是著名的脱口秀喜剧演员

培训班藏在三里屯SOHO的一家小酒吧里。一共有4名学员,另外三人,一个是做编辑的,一个是搞金融的,“头发快没了”,还有一个是电台主持人,想来学习幽默,结果被老师说了两句不够幽默,第二天就没再来。

老师是北京最早一拨地下脱口秀演员,教的都是些基本方法,其余的得靠自己多看多体会。小鹿第一次看周奇墨讲脱口秀就是那时候。她观望了几天,开始试着写段子。第一次讲开放麦,她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上去照着念,“都是些自嘲,黑啊,胖啊,单身啊”,也能把台下的人逗笑。

后来,小鹿在北京找了一份法律相关的工作,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跑开放麦的生活。每星期有两天,她会在下班后稍微化化妆,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北二环讲上5分钟段子,之后再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回家。

当时她留着长发,800度的近视镜片后面,是一张写满了“勤奋”的脸。从小到大,她都是一个努力的人,司法考试分数线360,她考了413分;考研那年,她高分从四川一所二本院校考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不是我有多聪明,就是很认真。”

无论做什么,她都认真。认真地看书,认真地放松,认真地写段子。累了,就认真地睡一会儿。她哭的时候会说,我现在没事,你等我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她就好了。忙的时候,她一上出租车就在蛋蛋的肩头靠一靠,该下车了就能满血复活。

没人见过她颓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躺在床上‘我好悲伤’。”蛋蛋说。虽然小鹿有时也会肿着眼睛出现在公司,但她从来没有在深夜崩溃时给经纪人打电话哭诉。“她分得很清楚,同事就是同事,朋友就是朋友,亲人就是亲人。”小鹿的经纪人Eating告诉《贵圈》。

玛莎第一次在开放麦见到小鹿,还以为她是被“骗”来的。“那会儿她淳朴的样子,见谁都是缩着的,就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姑娘。”等到上了台,“气场一下子蹿到两米八”。玛莎回忆,几分钟之后下了台,“她的气场又缩回一米四”。

日常生活中小鹿的打扮多是轻松随意的风格

她不爱逛街——也没钱逛。说脱口秀不挣钱,时间、精力却都花在这上面,正常的工作收入只能保证基本生活。商场里的东西,她舍不得买,有时站在橱窗面前,好像也没什么尊严。

来三里屯拍照那天,小鹿背了一只菱形格纹的红色双肩包。有同事问她“是真的吗”。“我说真的什么东西,她们说‘三宅一生’。”小鹿直愣愣地问,“什么叫‘三宅一生’?我这个包270块钱。”

“她们不相信,我是搜‘红色书包’搜出来的,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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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第七季刚播出两期,三里屯这家照相馆的老板就跟市场部建议,“趁小鹿还没大红,快去找她拍照。”那之后,不断有人说“小鹿红了”。连房东都问她,“你不搬大房子吗?”

来北京这些年,小鹿搬过几次家,好不容易从六环挪到三环。前两年房租涨得太猛,她索性住进二环附近的胡同里,三十多平方米,离公司也近。和同事相比,小鹿的家不算小,但和更早出名的辩手相比,“只是人家一个房间的大小”。

北方的冬天严酷又漫长,小鹿经常舍不得开暖气,“她家一进去就特别冷”。潘越记得,有次小鹿去录《奇葩说》,家里有两天没人住,回来之前,她特意拜托同事去帮她开一下暖气。

拿到《奇葩说》亚军后,小鹿的知名度高了一些,身价提了一些,工作机会也多了一些。不过到目前为止,她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跃升。

小鹿在《奇葩说》第七季中获得亚军

生日专场的观众席里,除了她的粉丝,还有几位明星朋友: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奇葩说》辩手张彩玲、刺猬乐队鼓手石璐、papi酱。罗振宇和石老板打招呼,还不忘补上一句:“你们的票可难买了!”有人买了黄牛票——小鹿的票价没涨,但原价180-380元的专场演出票,被炒到999元。

小鹿红了吗?好像红了,又好像没那么红。她的微博粉丝刚刚涨到13万,两个粉丝群,一个叫做“小鹿总这么不红咱得想想办法群”,另一个叫做“小鹿好像有点红了竟然有第二个群”。

多年没有联系的发小发来信息,“办公室有个大姐,一家三口都很喜欢你”,说着就要把她的微信推给大姐。有亲戚去年还在给小鹿的表演提意见,看了《奇葩说》之后对她一顿夸。还有人托小鹿的嫂子带话,回云南一定要约着吃饭。很多人也会主动向小鹿的父亲提起,“我看过你家闺女的视频”。

在父母眼中,《奇葩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节目。父亲问她,“那相当于啥,《同一首歌》还是《正大综艺》?”比起在一档网络综艺节目里拿亚军,父亲更关心女儿“什么时候能上春晚”。

来北京的头几年,家人总劝小鹿回昆明,“房价低,可以买个房,好好生活。”他们甚至连小鹿男朋友的工作都想好了,“在昆明当个英语老师,一个月轻轻松松挣个两三万。”

后来父母知道她一直在北京说脱口秀,还一个劲儿叮嘱她“本职工作不能丢”, “练练口才就好了”。

4

拍完形象照已经接近下午两点。这天小鹿只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两块巧克力。她之后的安排是吃饭、改稿子,给工作伙伴买礼物,傍晚前赶到机场。晚上她要飞去杭州,第二天还有一场直播在等着她。

她脱下西装和高跟鞋,收到行李箱里,换上舒服的卫衣和运动鞋——整个人气场矮了一截,拖着箱子没入人群。

那天北京天气很好,摆脱了沙尘暴和雾霾的连日侵袭,天空久违地放晴。气温还没有完全变暖,春风拂面。小鹿看上去心情不错,轻轻哼着歌,在人群中快速穿行。

“现在这样走在街上,不担心被认出来?”

“就这?”小鹿指了指遮住大半张脸的粉色口罩,“这咋认得出来?”

脸上的妆还整齐,一双眼睛露在外面,眼线勾得细细长长,睫毛一根一根向上支棱着。几个小时前,她顶着这张脸去洗手间,有个人多看了她两眼。

现在,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认识小鹿,潘越和蛋蛋却越来越少见到她。有时候她抽空回北京待两天,去公司开会、审稿、改稿、给艺人调表演,接受媒体采访,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奇葩说》第七季刚开始播出时,他们几个经常凑在一起看节目。小鹿特意打开弹幕——这是她以前不会做的事。

“十条里有一条骂她,她就只看那一条。”潘越觉得,“她好像坐在那儿专门看谁在骂她。”直到有一天,小鹿回看了一下《奇葩说》第五季,有一期嘉宾是林志玲。屏幕上飘过一条弹幕说“林志玲好丑”。那个瞬间她一下子就释怀了,安慰自己“真的不必在意”。

拍摄形象照的前一晚,朋友给小鹿黏上了假指甲。她之前从没做过美甲,上完厕所不知道要用哪个手指头按冲水按钮,最后用指关节按了下去,对着马桶念叨“我给你跪了”。

“我今天早上在想,做假指甲的人到底要怎么挖鼻屎啊?我试了一下,一铲子差点把我鼻子铲破。”小鹿将诸如此类会造成不便的东西,统统视为“人类的枷锁”,“很多女孩子每天都要做,就是毕(必)加索。”

后来她去洗澡,洗完出来指甲就剩一个了,“大意了”。小鹿觉得有点可惜,又如释重负,“的确不太适合我,提个秋裤都很困难。”

说起这些生活趣事,她突然想到要发条微博——掏出手机,打出一行字,又删掉其中几个,反复斟酌措辞。化妆师在她脸上忙活了好一会儿,小鹿才按下发送键。

小鹿曾发微博吐槽,自己洗完澡,做的指甲只剩了一个

走出总决赛那个漫天金粉的镜头之后,小鹿“活得愈发战战兢兢了”。

她做过一个梦,梦里跟别人说了几句话,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直反省:我有没有说错话?得没得罪人?态度够不够友好?

有了名气之后,她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尽量把每一件事处理周全,“不能说错话,说错一句,影响的不止是我自己。就算只影响自己,也不是一星半点的影响。”

她当初选择喜剧,是存了微妙的逃避心理,“像医生、律师,都是那种需要为别人的人生负责的工作。我不想给自己那么强的心理负担。讲笑话就好很多了,顶多是不笑。你今晚来了,在我这儿没笑,你在别人那儿会笑,那我就轻松很多。(脱口秀)就是让世界更好,让别人更快乐的一件事情,它没有损失。”

但出名之后她发现,有些事必须要想清楚,有些事必须解决,无处逃避。她有点怀念以前“只需要考虑段子”的日子。

5

下午5点,小鹿再次钻进出租车。这一趟的目的地是机场。她扭头看向窗外,车辆、树木和远处的楼宇都被甩向身后。她试图解释此刻的处境:“哪怕我现在这个成名速度,要解决的问题都很多,需要我以特别强的心力去接受和接纳。”

她身子向后一倒,叹了口气:“我以前觉得红不红无所谓。如果我是那种特别想红的人,也不至于这么多年都不碰线上演出。”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纯粹是因为想做自己的节目做不了,想着可能我出名一点,能有人来投我这个节目。但是出名之后的这些东西,是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做喜剧最快乐的就是,同事都是可爱单纯又好笑的人。外面的世界再残酷,跟这帮人待在一起是很温暖的;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功利,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觉得安全,随便讲点什么大家笑得不行。“把你从很痛苦的泥泞中拔出来一下,虽然你待会儿还是得扎进去,但是拔出来那一下很重要。”

“你把这帮人推到外面去,就特别像一帮幼儿园的小朋友被塞进了一个写字楼。”小鹿算是这帮人里相对“社会”一点的,得担起保护大家的责任。“要是够社会就不用那么小心,因为你擅长这套规则,知道尺度在哪。但问题是我也不太知道,所以现在需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擅长一点。”

短短几个月里,她被更多人看到,也在过程中看到了人性的更多面向;她收获了一些名利,同时也在失去一些自由;她原本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却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种种约束。

“现在确实挺失控的。所有的事情,你说了已经不算了,努力试着说了算。”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夕阳穿过风声和车流声,打在小鹿的脸颊上。她感到有些刺眼,伸手遮住额头,“我现在的境遇特别像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任何人上过大学,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大学应该怎么读,每一步都需要我自己去探索。”

刚上大学时,小鹿天天在学校里哭,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大学读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为一些具体的问题而烦恼,比如要不要广泛加入社团,要不要参加各种协会,要不要去学着请学生会干部喝酒、吃饭……

“以前的目标都是高考要考好,感觉这个目标一结束,下一个目标突然就变成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小鹿觉得,“天呐,何至于此啊,不应该吧,就这?人生就这?”

眼下,她也在为另一些具体的问题苦恼,那似乎是一些更加难以言说的困境。偶尔,她会主动向身边的人寻求经验,“但别人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我,哪怕境遇相似,目标也不一致。哎,说着说着我又要哭了。”小鹿接过纸巾,低头沾了沾留下来的泪珠。

无论愿不愿意,她都要准备去做另一个自己了。“我以前老躲在我们这个小喜剧乌托邦里,现在要往外走。我也不知道这个转变,到底是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还是……可能变成一个更适合这个社会的自己吧。”

她仍然乐观,相信可以扛过去,“我知道这个阶段很难,但是很多事情早来比晚来好,人会迅速成长。成长必然会很痛苦,不痛苦的话,说明成长得不是很快。”

进入安检通道前,她又忍不住抛了个梗,“成长嘛,有些时候是成长快乐,有些时候是成长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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