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我的古典音乐流水账（续篇）
发布时间:2018-12-17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
改革开放之初，最缺乏的是音乐类图书。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也就是所罗门·伏尔科夫带到西方的那本《见证》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读本。1979年，HARPER&ROW出版公司在纽约华盛顿发行了第一版，才两年就有了中文版，放在今天来说，这种出版速度也是奇快的。至今不清楚译者选择《编译参考丛书》出版的原因。（《编译参考》是新华社的一本内部刊物，没有图书出版的资质。）浅蓝色的封面，黑色的行书题字，定价1.20元。1981年11月的一个冷天，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二楼的内部书店买到此书。很少有人知道楼上这个地方。窄而高的木楼梯爬上去，仿佛是知识通道的巴别塔。
叶琼芳先生的译文是出色的，无论是花城还是作家出版社的再版都用的是这个译本。期间三十多年，很多出版社都有再版的意思，但苦于联系不上版权而放弃。据一些做俄文翻译的人说，伏尔科夫非常怪异，凡是联系版权的邮件一律不回。不知他为什么放弃了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
而对于饥渴的读者来说，与其说《见证》是一个苏联作曲家的自传，不如说是苏联过往的一段惨痛的历史，从中窥见一个知识分子锥心的心路历程。此前从未听过他的音乐，但一个谈吐诙谐、机锋尽出的作曲家形象跃然纸上。日后出版他和秘书格利克曼的通信集时已是2005年的事情了。虽然此书真伪有很多争议，但更多的人包括我自己选择相信它本质的真实。从此，这样一个历经苦难却才华横溢的作曲家确立了我听音乐的品味和方向。
再一本是保罗·亨利·朗格的《十九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2年9月一版一次，印数10030，定价2.10元。张洪岛先生的译笔同样传神，1980年代的人们对西方音乐的认识大都出自此书，其影响超出了之前之后任何西方音乐史的读本。近20年后，他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全书出版再无这样的震动。
发黄的书页上画满了蓝色红色和铅笔的印记。由于反复阅读，手里这本书的封面早就“飞了”，只好不止一次给书重做封面。始终记得朗格对舒伯特的评价，“这音乐就是青春本身，只有青春才能那么美丽，自由无羁，充满纯正的理想主义的、自然的庄严性。为了给人间留下青春的化身，这样的人必然死于青春的年代。”
对于青春年代的我们，舒伯特的向死而生不仅是音乐的内涵，更是人生的态度，最早买到他的交响乐全集磁带依然完好的保留着，他的《未完成》早于贝多芬成了我们而立之年的代言。
文革后期可听交响曲的日子应该追溯到1973年。《参考消息》登了一小条消息，尤金·奥曼蒂将率费城交响乐团（这是个翻译错误，正确的应该是费城管弦乐团）访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说交响乐这个概念。没有多久，报纸和杂志又开始批判无标题音乐，说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搞得人一头雾水。
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时，很多人看的是电视转播，加演的《星条旗永不落》让首都体育馆沸腾了。帕瓦罗蒂访华音乐会，人民大会堂首次对外开放（很多年中大会堂都成了国家级演出场所，虽然音效差的不行），老帕的嗓音和热那亚歌剧院的演奏及指挥老头儿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乐团加演的歌剧《乡村骑士》里的间奏曲，一时温暖了多少人的心。到1988年卫星直播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时，那是人们头一次见到了大师的风范，1989年的指挥是卡洛斯·克莱伯，他那高贵优雅的动作迷倒观众无数。
上海的朋友朱惠进回忆说，印象最深的是有关方面同意傅聪开独奏音乐会，这等于公开摘掉了他头上的帽子。沪上的报纸刊登了演出公告，傅聪和上海交响乐团在上海音乐厅举行音乐会，早上5点他赶到音乐厅外准备排队买票，却没见到一个人。近前一看，售票窗口放着一块黑板，上写傳聪与上交音乐会演出票全部由组织分配。文革结束多年，古典音乐演出尚未市场化，还是当年的供票方法，让人既无奈又失望。
直到1998年10月上海大剧院落成首演不久，傅聪与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合作演莫扎特第二十钢琴协奏曲及肖邦作品演奏会才公开售票。那时傅聪的腱鞘炎已经十分严重，手指上贴满胶带，水准大打折扣。傅聪在北京的演出同样受此影响，由于不明就里，我还写了一篇《老来不弹莫扎特》，算是得罪了前辈。之后傅聪的演出越来越少，很多演奏会一再推迟直至完全取消。傅聪的最佳水平留在了SONY公司的录音里，他的肖邦夜曲，玛祖卡舞曲都是可圈可点的。一本《傅雷家书》使爱好者收获极大，傅雷给儿子耐心讲解西方作曲家的心得，不曾想却使听唱片的人受益匪浅。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有很多“轰动”的演出事件，说大轰大嗡绝不过分。普契尼的《图兰朵》太庙演出人声鼎沸，与其说听歌剧辨析角色，不如说是看张艺谋五色杂陈的服饰和制景。现场的座椅都是临时的，栏杆遍布，挤挤插插。但就是这样，北京各界人士该来不该来的悉数到场。这也是北京的一个特色。一个演出是否火爆，就看各路“神仙”的到场情况。
紫禁城的“三高演唱会”（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也是一票难求，尽管是天价。业内皆知三个人的演唱水平都已下滑，但市场还是买大牌的账。我赌气不去，给报纸写了《紫禁城三高无人喝彩》的文章竟然不能刊出。这也是国内演出市场的另一个怪相。由于媒体的票都是演出商提供的，所以记者们撰文都得捧场。不然下次就不带你玩了。而我这种专事批评的人自然得不到好脸。最后还是不相干的《瞭望》事后刊发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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