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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走出“塔西佗陷阱”的路径选择

　　在实践中，影响执政党公信力提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生态的基本框架分析出发，走出“塔西佗陷阱”（意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的政治生态路径选择应从解放思想、创新制度、重塑文化和转变政府职能等四个方面来实现。

打破制约公信力实现的政治生态思维定势
　　培育具有现代政治心理素质的政治生态主体是构建良好的现代政治生态制度、机制的前提条件。“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政治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现代化转变，失败或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制度和管理方式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所以，走出“塔西佗陷阱”的政治路径选择首先应从解放思想，从转变思维方式和端正价值取向两个方面打破制约公信力实现的政治思维定势为逻辑起点。
　　转变思维方式。自觉地把主观世界的思维意识与现代政治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克服那些不符合实际的“习惯思维”和“主观偏见”，增强思维的创造性、现代性、独立性、平等性、人本性、协商性、规则性和法治性。
　　首先，现代政治文明是权利政治，有别于传统的权力政治。权力政治下的政治生态主体即政治行为者和客体即广大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强制与服从的社会关系，政治权力主体通过威权、强制来落实政策、实现任务，它是以牺牲个体的自由和各项权利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运转。而权利政治是以尊重民众主体地位为出发点，更加注重民众在各个方面权利的实现，比如公民的知情权、利益表达权、参政权和监督政府的权利等。这就要求政治生态主体要走出传统的“威权”和“管制”思维意识，形成尊重政治生态客体，与其平等相处的新的政治思维模式。
　　其次，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协商政治，是基于平等观念下充分发挥民众主体意识，对社会政治、经济和利益分割问题通过广泛的谈判、协商，并在妥协、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基本共识和认同。因此，这就要求政治生态主体在执政思维方式上实现根本的转变，走出传统的唯我独尊、封闭决策的思维意识，增强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实现民主决策的公开、公正和透明化。特别是与群众利益切身相关的重大政策措施和重要改革方案，以及准备投资建造的重大项目等，在政府作出决策前一定要做好宣传并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做好协商和妥协让步，力争使做出的各项政策和决策符合民情民意，达到群众满意。
　　再次，现代政治是平面政治。桑玉成撰文指出，“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公民的‘多中心治道’，官民的协同治理等等，都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所以，政治生态主体要转变思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治生态体系中权力主体的唯一性正在被权力主体多元化所替代，公民、私营部门、社会组织等正和政府一起成为权力主体。
　　端正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是指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取向。因此，要想端正价值取向，首要的是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给国人指明了要追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从政治生态的视域来看，如果每一个政治生态的主客体，特别是政治生态主体都能够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够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能更加坚定政治信仰、确立人民利益和人民权利至上的价值观，就能从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出发，把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等现代政治理念内化到政治实践之中，从而建立起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构建官民共治共享的善治政治生态制度体系
　　现代民主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民通过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思想、意愿，实现自己合理的利益诉求。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实现是建立官民互信的重要因素，因此，创新制度，构建官民共治共享的善治政治生态制度体系有利于提升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建立“官民共治”的善治政治生态格局。善治的目标是在政治生态体系内形成多元共同治理的现代政治治理格局，善治实现的途径是实现政府公共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利共赢的合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与党的十七大报告的提法相比较，增加了“法治保障”，并且从“格局”跃升为“体制”，这表明我们党和政府更加注重政治内外生态各部分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因此，要想实现政治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必须建立“官民共治”的善治政治生态格局，这就要求党和政府逐步改变一元治理的行政模式，构建官民共治的多元治理格局，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赢。
　　构建政治宽容机制，畅通政治体系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在现代民主政治运行体系下，能否保障公民权利成为衡量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公民拥有充分的政治表达权尤为重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交互功能来看，政治宽容机制是现代政治的一种普适调节机制，它是保证公民合法有序参与政治，顺畅、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是落实公民权利、保证政治生态动态平衡的必要条件。建立政治宽容机制，畅通政治体系中的民意表达渠道，必须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实好政务公开，使政府信息透明化，行政权力运行公开透明，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同时，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政法机关以及群众团体的作用，重视和利用网络等新媒体资源，探索畅通群众反映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新渠道，切实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及时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和批评，保障广大群众话有处说、怨有处诉、难有处解、事有处办。

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化环境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制约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态的基本架构，它通过一系列的准则或规则对政治系统内的个人进行约束。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体系观念形态的东西，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影响着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决定着处于政治生态系统中的人的政治价值取向。所以，要想走出“塔西佗陷阱”，实现政治生态的动态平衡发展，必须打造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文化。
　　肃清政治生态中的官本位文化意识。从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上看官本位，其实质就是在“官为本、权为纲”的统领下不断追求做官和升官，人生价值的最终目的就是不断追求更高的官职和权力，为自己赢得更大的私利。官本位在政治实践中的表现就是导致了公权力的严重异化。从理论上讲，官员所拥有的权利是来自于人民，是具有公共性的，是每一个公民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官员，代替自己来行使权力，从而保障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官本位意识支配下，这种公权力被异化了，权力成为这些官员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凭借权力，垄断和控制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使权力蜕变成危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的异己力量，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必须肃清政治生态中的官本位文化意识，构建规范的干部政绩评判体系和完善干部监督机制，扩大广大群众的参与和监督权，加大“下评上、民评官”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确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破除官僚主义，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正如俞可平在其《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一书中所说的：天大地大，民意最大。民意是什么？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深处肃清官本位意识流毒的影响，树立以社会和人民为本位的现代政治文明思想。
　　打造风清气正、“为民、务实、清廉”的官场生态。2014年6月30日下午，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从各级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做起。领导干部要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坚持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对上对下讲真话、实话；要坚持原则，恪守规矩，严格按党纪国法办事；要严肃纲纪、疾恶如仇，对一切不正之风敢于亮剑；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正确行使权力，在各种诱惑面前经得起考验”。这“四个要”是共产党员的各级干部必须坚持的为政之道，也是打造风清气正昂扬奋进的政治生态环境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打造风清气正、“为民、务实、清廉”的官场生态，关键是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清除干部任用上的不正之风，大力提拔那些一心为民，脚踏实地，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永葆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好干部。“为民”是党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务实”是党的作风的精髓，“清廉”是每一个领导干部为官的底线，我们不要仅仅把它作为群众路线教育的主题来落实，更要把它作为优良的政治生态文化内化于每一个从政人员的心，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

建设高效服务型政府
　　构建高效服务型政府是维护政治生态平衡，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根本路径。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来看，我国政府经历了三个范畴，实现了从政治统治型到经济建设型再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比较三种政府范畴，它们在理论认识基础、政府行为模式和政府主导职能等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政治统治型政府是基于统治理论或者集权理论的认识基础，以政府统治为主导，强调政治权威的重要性，以政府机构和官员为本位，把人作为控制目标的政府行为模式。经济建设型政府是基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主导，以政府和官员为本位，把经济事务作为管理对象，以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的政府行为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在理论认识基础上实现了根本的转变，是以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以公共服务为政府的主导职能，以公共服务为目标，以社会和公民为本位，为社会和公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产品。
　　从政治范畴的历史演变来看，目前我国正在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一是变全能型管理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市场主体，政府主要做好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做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诸如文化、教育、住房、就业、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公共利益的实现。二是实现服务方式的转变，确立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治理理念，建立民主、法治、阳光、便民、微笑的政府，实现经济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发展，推进政务公开，打造高效便民政府，以真诚为民服务获得公众持久的支持和信任。三是服务效果让人民满意，努力建成廉洁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监督和约束政府权力，防止权力的裂变和倾斜，形成不敢腐、不能腐的廉洁政府；完善政府信用体系，建立政府失信惩戒机制，逐步推行政府及政府人员的信用评级制度，培养广大干部诚实守信的良好习惯，加大诚信政府建设的力度；增强责任观念，明晰责任关系，健全责任制度，加大责任监督，建成权力和责任相统一、一切行为向人民负责的新型现代文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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