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政无信不立”避免“塔西佗陷阱”
发布时间:2019-06-23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原标题：深耕“政无信不立”避免“塔西佗陷阱”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颁行即将一周年之际，郑州市于近日出台公务员诚信量化考核标准，建立诚信档案，并将公务员的诚信行为与考核、奖惩、晋级等挂钩。笔者认为，通过加强公务员诚信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其效果有待实践检验。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事关政府公信力，根本在于权力制约，重点在于失信惩戒，关键在于制度落实。
“老百姓”咋就成了“老不信”
西方政治学有一个定律叫“塔西佗陷阱”，即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都会同样得罪人民”。
当下中国，一些个别政务诚信的流失会影响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官方发布的信息、统计数据或者对公共事件的解释往往遭到社会普遍的质疑或嘲讽，如“被增长”“被平均”“被代表”；一有年轻干部被提拔，立刻就怀疑是“官二代”；官方释放的善意则往往被解读为“作秀”。“台上反腐败、台下搞腐败”“左手拿现金、右手拿先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讲成绩层层加码，谈问题级级克扣”“新官不理旧账”“一套班子一套人马，一套人马一套政绩”……社会上流传的这些段子有偏颇之处，但也值得关注和思考。一项大型调查显示，71.8%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41.1%的人坦言自己就有“习惯性质疑症”，而习惯性质疑的对象有一些指向公权力。
对公权力的质疑，不全是坏事。民众对政府的适度怀疑是现代政治的一个普遍事实，它表明民众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规范公权力运行。但政府失信将导致社会道德滑坡和普遍的诚信危机。长此以往，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成本将不堪重负。
“铁笼子”不可变为“松紧带”
政府诚信流失的根源在于权力不受制约或制约有限。因此，政府诚信重建的根本需要从制度入手，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诚信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诚信政府就是法治政府。政府讲不讲诚信，有没有公信力，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看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一是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长期以来，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甚至与民争利，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应当完善制度设计，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当务之急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打造“尊重市场、尊重社会、尊重地方”的服务型政府。
二是要让人民监督权力。政府权力来自人民，政府权威来自人民的认同，应当不断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人民的监督权得到保障，各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才能无所遁形。
三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没有公开就没有信任。应当坚持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避免暗箱操作或者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效应。2012年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尚未有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未能满足公众获取信息的需求，不少地方和部门对本应公开的政府信息以五花八门的理由拒不公开。在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政府更要及时更新理念，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
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看，郑州的诚信考核标准是存在一定局限的。首先，诚信考核应当与政府职能转变结合起来；其次，应当引入社会监督和民众参与，通过第三方评估等方式，避免自己评自己；再次，应当实现考核透明化，公开考核过程和结果。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政府诚信流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激励约束机制缺失，失信成本太低。
资料显示，新加坡、丹麦、芬兰等廉洁度高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公务员的诚信记录和考察。新加坡的政府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记录工作日志，包括处理公务、接待当事人和社会交往的情况。一旦遭人投诉或涉嫌违法违纪，行政监察部门就会调取其工作日志，若发现有不实记录，无论其是否真正违法违纪，监察部门都会以不诚信为由给予其行政处分。不仅可能被开除公职、取消退休金及各类保险，而且由于跻身“黑名单”，连社会上一些信誉较好的机构或企业都不敢录用。
因此，应当加快诚信法治建设，完善诚信制度体系和信用信息系统，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公务员失信问责甚至退出机制。必须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提出，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依法依规将公务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廉政记录、年度考核结果、相关违法违纪违约行为等信用信息纳入档案，将公务员诚信记录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和奖惩的重要依据。郑州在这些方面先行先试，值得期待。
让好制度“运转起来”
诚信建设永远在路上。政府要取信于民，关键在于让好的制度运转起来。
郑州的考核标准分为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4个方面31项，其中难免有诚信泛化的嫌疑（比如“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是否属于诚信范畴），也有可操作性和选择性执法的担忧（比如“有不正当婚恋关系”“违反规定饲养宠物妨碍社区民众”“不能正确对待个人荣誉、职务变动”等如何认定）。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公务员诚信建设不必贪多求全，贵精不贵多，哪怕是三五条真正管用的内容，只要严格执行到位，就能取得显著效果。历史上的“约法三章”、革命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十八大以来中央“八项规定”都是明证。
制度落实的关键在于领导带头。领导干部带头讲诚信，修身用权律己以严，谋事创业做人以实，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使制度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硬约束。要避免“上梁不正下梁歪”，避免“上面害病、下面吃药”。由此观之，郑州公务员诚信量化考核要取得良好效果，当从考核领导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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