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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解局】女教师绝笔信事件：一条诡异的上访之路）

“当您看到这封求助信时，我和先生已经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了。”

这两天，徐州丰县周楼小学教师李秀娟的一封“绝笔信”在全网热传。信中详述了她和丈夫因女儿眼睛意外致残、一年来不断上访的种种遭遇。

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夫妻二人已被找到，没有生命危险;针对信中反映的问题，当地也已启动了调查程序。

涉事地丰县也在昨晚发出一份通报，称“李秀娟在频繁赴各级相关单位反映问题过程中存在寻衅滋事行为，当地派出所在对李秀娟传唤、审查过程中，暂未发现有对其殴打、辱骂行为”;而今晨李老师发出的第二封声明信则称，如有一句假话，其和丈夫自愿被开除教师队伍。

看上去，事情真在不断“反转”，更多的细节还需要事实和证据的支撑。不过，真正引人深思的是，“李秀娟们”的上访之路，为何如此诡异?

还得细细说来。

信访

不妨先看看作为本次事件重心的“信访制度”的基本属性。

信访首先是一项政治制度，是各级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它是由党和国家性质决定的，其在制度设置的一开始就包含了“伸冤”的功能——当法律、行政等手段无效时，信访可作为救济制度来化解社会矛盾。

说白了，信访制度是装载社会问题的“容器”，各种疑难杂症都容易在信访中体现出来。

岛叔接触过的信访案例中，就有相当部分是极其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法律上说得清楚，在行政上也可以得到处理，却不一定符合当事人所理解的“情理”——于是乎，兜兜转转，最终都会涌入信访渠道。

而在对相关案例的处理上，各级信访部门一般会坚持依法处理，但也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兼顾“情理”。甚至在有些时候，“和稀泥”成了信访处置的核心原则——“摆平就是水平”，这话在基层一点不假。

李秀娟信中所反映的问题和丰县初步调查出的结果，其实不算特别复杂。

2018年3月12日，丰县实验小学放学时，两名学生因排队打闹、无意间将校服拉链甩到了李秀娟女儿梁某的左眼，致使其视神经损伤(据李秀娟反映是“八级伤残”)。

按照李老师的说法，一年多来，学校一直未妥善处理孩子的伤残赔偿问题，“迫使”夫妇二人走上了上访之路;而据调查通报，自2018年4月起，李秀娟先后数十次到学校和各级教育、信访部门反映问题，其中十五次越级进京上访。

截至2019年7月，经教育局财审股、实验小学会计共同审核，李秀娟为梁某治疗共计花费3万余元;而李秀娟初始提出赔偿36万元。

尽管事发过程并未全部还原，但有几个细节倒必须划下重点：

一是教育、信访部门、涉事学校等相关方面在当事双方间长期担任过“中间人角色”;二是校方只能做出“调解”，不能仲裁，因而面对可能出现的“缠访”，容易出现剧情“歪曲”;三是有关方面曾多次劝告李秀娟走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一直未能成功。

多数情况下出现类似事件，人们习惯于综合采用调解、司法、信访等措施予以解决。但目前的公开信息表明，李秀娟在一头扎进“信访”前，并未采用过调解、司法方面的救济措施(据其最新声明，曾决定走司法途径，但律师暂不起诉)。

相比于可能耗时耗力、结果不确定的漫长司法程序，信访相对之下则在施压上“经济有效”，一般对上访人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次事件的一大转折在于，2018年7月，李秀娟带女儿去北京同仁医院就医，被告知其女儿视力基本为0，无法治愈。其间，她去国家信访局上访，被丰县一位赵姓官员截访，劝其回家。

而正是这一次上访，触动了信访制度的基本矛盾——

信访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这没问题。不过，《信访条例》等相关法规，在保护信访人权利的同时，也对信访行为设置了“属地管理”“逐级上访”等基本规制。道理也很简单：在实践中，如果滥用信访权利，什么事无论大小都直接进京上访，势必危及信访秩序，从而堵塞信访渠道，甚至让一些原本正常的信访诉求也难以解决。

李秀娟的“越级上访”在这个意义上不可不谓为“典型”，不仅冲击了信访秩序，给地方政府造成的压力也不小。

另一方面，在越级上访的过程中，李老师的信访诉求也并不集中。原本是孩子视力受损、解决赔偿问题，但她在国家信访局上访时，反映的主要问题却变成了“希望社会可以关注学生在校安全”。

换句话说，在漫长的上访过程中，矛头已经变化——从具体的纠纷、赔偿，转向了抽象的、针对地方政府的“抗争”。

维稳

可能李秀娟自己都没意识到，自从她有了赴京访和越级上访的经历后，就已经成了当地信访维稳的“目标人物”。

就我们在各地的调研实践来看，地方政府的信访维稳主要有两个做法。

一是普遍采用“包保责任制”。对重点稳控对象，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责任组，责任到人，技术到位。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李秀娟从北京回到原籍后，其一举一动皆被纳入稳控视野，包括出行记录会“预警”;教育局和学校作为责任单位也必须派人“监控”，等等。

这样就难怪，2019年3月李老师买票赴京前夕，包保责任人员立马到家“做工作”。应该说，地方政府在这个时间“做起工作”不无紧迫，毕竟两会期间赴京上访算是重大事件——在大部分地区，出现一起，全年的信访工作就白搭。

也因为赴京访和越级访的这类“威胁”，地方政府容易成为被无限“勒索”的对象。各地为求息事宁人，往往会“花钱买平安”——给上访者报销车费是底线，还要好吃好喝招待。

而地方政府一旦给了好处，“谋利型上访者”就会日益“得寸进尺”。岛叔在各地调研都能遇上些以上访为业、从地方政府收取好处、维持生计的“专业人士”。

像李秀娟这样，在其女进行了相应手术后，要求学校出面协调解决医药费问题、并多次上访，或者谈不上“上访专业户”，但也总不免带些“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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