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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开出历任美国总统都不曾开出的最大一笔贸易惩单，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全球股市用大面积急速跳水作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反应。

　　大家都在算账

　　这个周末各方都在评估和猜想，算各种各样的账。

　　算法比较激烈的说，这可能是一场史诗级贸易战、制度战、两种文明之战、意识形态战、体制战、旧霸权与新力量之战、新冷战、遏制战、围堵战、零和游戏战，等等。3月22日被看作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如中美彻底开战，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全球复苏进程将逆转，中国GDP增长在严重情况下可能下降两个百分点。

　　反应相对平静的，认为这就是一场贸易争端，且目前并未失控。从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前的讲话看，他谈的是生意而不是其他，生意总是你来我往，先漫天要价再逐步妥协，谈上几个回合，慢慢消停。双方都经不起把贸易战当成杠杆，撬动全面对抗，激发关系雪崩，世界也承受不起。

　　特朗普是个商人，他肯定算过账。他要替美国国内的全球化loser（利益受损者）出气，那些从倒闭的工厂中走出的失业者是他选票的重要来源，他要替共和党内的建制派说话，这些人长期对中国的人权和制度不满，也需要一个发泄口；他还要转移由于Facebook用户数据泄露激起的对“通俄门”的新的注意力。最后，作为总统，美国逆差的一半源自中国，如果不能有所作为，缩小逆差，加速投资和就业回流，那完全不符合他竞选时的纲领。

　　美国在给中国算账。你们每年有几千亿美元顺差，历史上从未有过；你们对制成品征收的关税都高于美国，再加17%的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远高于美国；你们的知识产权有严重问题；你们没有很好遵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很多承诺。所以，我们很可能向你们的信息技术、机器人(行情300024,诊股)、高铁、新能源汽车等支柱产业加税施压。

　　中国也在给美国算账。我们廉价的商品帮你们省钱，避免通胀；你们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却有很大顺差；贸易逆差不等于利益逆差，我们大量顺差来自外企，如果利润在未来汇出，我们反而会产生资本项下的很大逆差；你们要提高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关税，会增加你们很多产业的成本，降低竞争力，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也在算账。一笔是美国历史的账，看美国的关税政策是怎样演化的；一笔是中国的帐，特别是“外账”后面的“内帐”。算完账，我的观点也就出来了。

　　美国历史上长期是关税保护主义

　　美国建国至今，在贸易领域绝大部分时间都奉行保护主义。主张自由贸易，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政策选择，主要看是否符合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美国立国之初有过一场“杰汉之争”，发生在主张农业立国的国务卿杰斐逊和主张工商立国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之间。杰斐逊主张自由贸易，认为各国应互通有无，“解除使商业陷入困境的条例、关税禁令及一切管束”。但他之所以坚持自由贸易，根本原因是为了农业主们的利益。他说，拿农产品(行情000061,诊股)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和制造品、奢侈品进行交换，好处在于，农产品是供大多数人用的，制造品、奢侈品是少数人用的，因此一旦中断贸易，对工业国打击更大，因为涉及的人口更多。若农业国实行“禁运”，中断对工业国的“原产品”供应，会成为对付工业国的一种有力武器，虽然同时也会对美国带来一定影响。

　　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制造业，因为制造业能带来比农业更复杂的分工和更高的效率。为了保护新兴工业发展，他主张对进口制造品征收“保护性关税”，对本国的原料生产和加工工业给予直接的财政补偿。他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关税制度，它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国产品的大量输入，另一方面又可利用征收来的税款奖励国内制造业，一举两得。

　　汉密尔顿代表的是工商业利益。1785年4月，波士顿商人和工匠召开联合会议，强烈要求限制进口、阻止贵金属外流和保护制造业。同月在费城，市镇代表大会决定，“应该通过绝对禁止进口或通过征收充足的关税，打击与邦联制造业品相竞争的外国制造业品的进口”。

　　当时美国工商业的保护主义流行，也有一个重要外因，就是英国的重商主义和商业垄断的压迫。国父之一的约翰·亚当斯有句名言，“必须以商业垄断驱逐商业垄断、以禁止政策回击禁止政策”。麦迪逊表示，尽管本人希望实行“完全自由的商业体系”，但“面对外国针对美国商船、水手施加的障碍和歧视”，美国“必须遏制、抵制这种歧视”，“采取报复性贸易规则乃唯一选择”。杰斐逊也提出，“除非其他国家同样对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否则美国必须同等地以限制性商业体系对待外国；美国应该通过征收保护性或禁止性关税，或禁止进口，或报复和反制外国针对美国的重商主义政策”。

　　从建国起，报复性和反制性就是美国重商主义传统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为了“促进美国与外国缔结公平互惠的国际商业条约”的筹码。“互惠”（reciprocal）一词特朗普这次说了好几遍。互惠政策成为美国保护主义的工具，最典型的时期是1881到1885年切斯特·A·阿瑟总统任内，这位共和党总统决心使所有的谈判都是严格的互惠和双边的，如果贸易伙伴歧视美国产品或者不向美国产品提供关税减让，那就取消给对方的任何单方面关税减让；而且所有互惠条约中插入附带的条款保证：关税减让将不给予其他国家，不论其地位如何，除非它们满足美国规定的特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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