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论稿（九）
发布时间:2020-10-06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第八章 影视文化现象评析
一、新时期中国电视剧的"改革片"与"反思片"
新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后期)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与繁荣是与时代同步的。经过十年灾难和动乱的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迈开了向现代化前进的步伐,于是,"改革"与"反思"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与时代同步的电视剧同样以"改革片"与"反思片"为自己赢得了最多的观众、最大的社会反响。
所谓"改革",是劫难之后人们对创造新的历史的现实选择;所谓"反思"则是人们在作出这种选择的时候,对以往历史的反省与思考。无论是在"改革"途路上出现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还是种种历史的重负、历史的困惑,也不论是这些社会问题与历史重负、历史困惑对人们心灵的刺激,都成为了电视剧工作者最为关注的对象。与"改革"和"反思"的社会历史步伐相适应,新时期中国电视剧的"改革片"与"反思片"也在相互交融、逐渐深化中成长着。
新时期中国电视剧起步较迟,当文学、戏剧、电影等众多艺术门类里卷起"伤痕"思潮的时候,电视剧的响应相对显得较为薄弱,还没有引起人们多少注意,而当"改革"、"反思"的社会思潮激荡文坛的时候,电视剧却如异军突起,很快取得了与文学、戏剧、电影等较为成熟的艺术形式并驾齐驱的地位,特别是电视剧中的"改革片"与"反思片",因其一般撷取当代社会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话题,同时靠着它特殊的传播媒体——电视的作用,常常能够在社会性上引起强烈的"轰动效应",有时其影响远不是其它艺术形式可以与之匹敌的。
"改革片"与"反思片"又是新时期中国电视剧中最为复杂的两种类型,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显得斑驳陆离。为叙述方便,笔者只能将其大体划成几组,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创作分别加以评述。
改革者形象的历史演进
推进"改革"的历史责任是由众多的改革者所承担的,因此,"改革片"追随改革,反映改革,其实就是追随那些改革者,反映那些改革者。对改革者们形象刻划的深入与否,实际也就体现了"改革片"对"改革"的社会历史生活反映的深入与否。从改革者形象在电视荧屏上的不断演进中,我们可以见出电视剧工作者对"改革"的社会历史生活的表现、把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发展轨迹。
1979年蒋子龙发表了小说《乔长厂上任记》,从此引发了"改革文学"的创作热潮。"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还有柯云路的《三千万》、水运宪的《祸起萧墙》等。这些作品中的改革者形象都有着《乔厂长上任记》里乔光朴式的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敢说敢作、不徇私情的风格。与"改革文学"一样,这时期电视剧中的"改革者"形象也多是改头换面、更名易姓的"乔厂长"式的人物。创作者们赋予"乔厂长"们种种可贵的素质,使他们能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面前,保持坚定的"改革"信念,并能以强有力的"铁腕"手段使群众信服,这就是许多人所指出的"乔厂长"们"英雄铁腕"的精神品格。
大概创作者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英雄铁腕"式描写的单纯和局限,根据蒋子龙另一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赤橙黄绿青蓝紫》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改革者——刘思佳的形象。刘思佳不慕虚荣,讨厌正统,一心务实,由于他处处都显得那么不合正统规范,显得那么"怪",甚至还带了一点小流氓气,就与"乔长厂"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其实正是透过刘思佳的种种"怪异"表现,折射出了改革者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落后于时代要求的制度、思想、行为的强烈不满,折射出了改革者们追求变革的心理意识。
尽管创作者在寻求"多色"性格时有些矫枉过正(故意夸大刘思佳的"怪"),而且也没能从根本上破除"英雄铁腕"的模式(刘思佳实际是一个变了形的"乔光朴"),但毕竟在刘思佳身上看到了创作者塑造新的、更真实的改革者形象的追求。
正如"改革"步履维艰地曲折前行一样,"改革片"的步伐也迈得很不容易。在《乔厂长上任记》和《赤橙黄绿青蓝紫》等电视剧打响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改革片"的创作处于寂寞阶段。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现了《新闻启示录》、《女记者的画外音》和《走向远方》等为数不多的作品。
《新闻启示录》和《女记者的画外音》以新闻纪实体叙述方法,采用多变的节奏,对中国社会改革的紧迫性、必要性作了富于说服力的论证,呼吁全社会迅速投入伟大的"改革"洪流中去。这两部电视剧没有以改革者的性格塑造为结构中心,而是罗织了一组改革者的群像,以传达改革信息为主要目的。
就在这种变化中,我们见出了电视剧工作者对改革、对"改革者"的认识的进步与发展。"改革"已不仅是靠个别大刀阔斧的英雄,个别"铁腕式"人物就可以打开新局面的,它更要靠一批有着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知识结构、空前的胆识和勇气的人们的艰苦努力。《新闻启示录》和《女记者的画外音》已涉及到这些内容了,只是由于创作者们过多地从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观照改革,关注点着重在"事"而不是在"人",所以它给人的似乎主要是理性的思考、思辨的力量,而较少情感的冲击和感染。
而《走向远方》则突破对"改革"的理性呼唤,进入对改革者的情感世界、对改革者的内心冲突与矛盾的发现和开掘。
《走向远方》的主人公周梦远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愉快的生活",为此,他毅然将养母李桂英创办并辛苦经营了三十年的街办小厂,改造成为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水平的新型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他首先遇到的困难倒不在于自身的水平、能力,也不在于人才的缺乏,而是感情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为着企业的发展,必须劝没有文化的、守着旧的管理方法和生产方式的养母李桂英退休、让位;为着实行新的分配制度,应该给非亲非故但对企业有重要贡献的待业青年何茹以高薪,而将不满新的工资制度、带头闹事的义弟杜建国开除出厂;另一方面,周梦远从小失去双亲,被好心的李桂英夫妇收养,几十年的养育之恩,与杜建国的兄弟之情,都使他在作出上述决定时承受着巨大的感情债务和道义的谴责。
周梦远是电视剧"改革片"中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个改革者典型,他身上肩负的改革事业与传统道义的矛盾,也是许许多多改革者都无法迴避的一个重大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国度里,维系生产关系的纽带往往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放大了的血缘亲亲关系,就以剧中麻石巷里的人们为例,大家原来都很贫穷,但邻里工友之间却保持着亲亲热热的交往,"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古训使大家相安无事,而周梦远引入的现代管理方法以及与之联系的各种新的制度,却要冲破这个人们习以为常的几千年的传统,他的动机和行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进步的,但从旧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看,则是"不仁"、"不义"的。有没有可能绕开这一矛盾,既保持旧的传统、习俗、制度,又能实行现代化的改革？历史一再证明,这是无法调和的。黑格尔就曾指出,历史的进步可能必须付出"恶"的代价。该剧编导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以艺术家的敏感抓住了这一改革过程中无法迴避的重大矛盾,给予了充分的揭示,而不是避重就轻,简单地为改革者送上一曲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