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首例外籍器官捐献者：部分身体活在5个中国人身上
发布时间:2021-02-23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菲利普·安德鲁·汉考克先生身体的一些部分活在5个中国人身上。一名成都医生得到了他的肝脏，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移植了他的左肾，位于重庆的乡村医生获得了右肾。一个曾以开卡车为生的年轻人换上了他的一只眼角膜，另一只则给了双目几近失明的农妇。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有许多间手术室，2018年5月9日，菲利普躺在其中一间，被宣布脑死亡。他盖着一层蓝色的布，眼睛也被蒙住了，医生、护士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站成一排，低着头，屏着呼吸，“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摘取器官的手术随后开始。菲利普的脏器被放入金属盆里，眼角膜泡进瓶装溶液。医护人员端着盆出门，拐进另外三间手术室，两个尿毒症患者和一位肝硬化晚期病人正等待着尚有温度的器官进入体内，赌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一两天之后，两只眼角膜也再次看到这个世界。
5个器官的新主人互不相识，当时谁也不知道，改变他们健康和命运的“好心人”，是一位27岁的澳大利亚人。
“他是我们的王子”
被推进手术室前，菲利普的亲人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围在床边，嘴里小声念着什么，60多岁的彼得·汉考克拉着儿子的手吻了又吻。那天重庆下着雨，已是晚上10点，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冲出病房，冲下楼，难以抑制地对着雨天哀号。
他接到消息赶到中国时，儿子已在接受抢救，没了意识。两年后，彼得回忆起儿子跟他最后一次交谈，是在越洋电话里，当时菲利普正忙着玩一款游戏。几天之后，他就发病了。
“他是一个相当独立的人，他作了决定，别人很难去改变。”彼得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大概七八岁时，菲利普想当一名教师。16岁他开始对吉他感兴趣，然后是东亚文化。他参加过“汉语桥”比赛，拿了第二名，到北京玩了3周。大学毕业后，他决心来重庆，成为西南大学的一名外教。他买了两把吉他，和在悉尼家中的一样。
菲利普有种独特的幽默感，照片里常常在笑，悉尼家中的墙上到处是他年轻的笑容。父亲坐在空荡的房间回忆儿子：复活节时，家人们把巧克力蛋藏在四处，“菲利普总是找到最多的那个”。
“他是我们的王子。”父亲说。
菲利普热爱冒险，在父亲保存的两段视频里，他尝试蹦极，从高空一跃而下，风吹歪了他的脸，他失去了对四肢的控制，呼吸急促，有些害怕，着陆时说着“酷”。另一段视频里，他把看着像一只大蜘蛛做成的烤串塞进嘴里，咯吱咯吱嚼了起来。
他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一张照片里，他穿着古代武士的铠甲，骑白马，举刀望向镜头。
菲利普在23岁时确诊了糖尿病，和哥哥一样。父母给他寄了很多针头，他每天要给自己打三四针，有时不得不在外出吃饭前停下，照着肚子来一针。身边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个病人。一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菲利普身后“认识”了他，“他是个非常阳光的人，画像里展示得都不够。”
18岁的时候，菲利普和母亲讨论过器官捐献，他说，活着想做个教育者，死了也想捐献器官帮助别人。“大多数的年轻人不会在这个年纪讨论这些，不管是在中国还是澳大利亚。”彼得说。
菲利普是中国第七位外籍器官捐献者，重庆的首例。
眼睛
陈显均有时会在生活的间隙突然想起菲利普，“他之前在做什么，他在国外是一种什么生活”。他在网上查菲利普喜欢什么音乐，是不是像自己一样喜欢Beyond那样的乐队——这有点奇怪，一个人去世一年后，才开始认识他。
陈显均以前是渣土车司机，34岁，有两个孩子。妻子在一家火锅店工作，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大足区的出租屋里，等待回迁房盖起。他几乎没离开过距离重庆市区约50公里的大足，也不想离开。
当地的房地产项目造就了一栋栋瘦高的楼，高速公路渐次修起，他和他的车子承接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废料，拉着泥土砂石往返于工地和弃土场，一天15到20趟。那辆红色的卡车他开了五六年，载重30吨，相当于半节火车车厢，有时不可避免地在新修的马路上留下一路泥。
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排队，等着挖掘机装车。一起跑车的人里，提一个人名不如提车牌号。他不是那种自来熟的人，但小镇上走几步就能遇到熟人，他随时给人递烟。
201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陈显均帮人拉完一车土，主家留他吃饭，他端起凉粉，往上一抻，凉粉断了，粘着辣椒水颤动，水恰好溅进他的右眼。他没当回事，继续吃饭。
第二天，那只眼睛开始发红，流泪；第五天，一起床、睁眼，他忽然看不清东西了，“感觉你在大雾里面，是一片白的”，他以为是眼花，使劲眨了眨，还是看不清。
重庆多雾，那是货车司机顶害怕的东西。陈显均以前在雾里出过事。2007年，他开卡车的第二年，和同事跑车，那天雾特别大，能见度很低，陈显均坐在副驾驶位上睡着了，后来不知怎么突然醒了，刚睁眼几秒钟，车撞了，侧翻在隔离带上，他的头发和衣服口袋里都是玻璃。
2017年，致命的白雾开始在他的眼睛里扩散，当它接近瞳孔时，陈显均就看不见了。第一次见的医生说是辣椒水造成的灼伤，“可能要换眼角膜”。
“我当时吓傻了，没想到这么严重。”他换了家医院，还是一样的说法，只能排队，等了一年没等到，医院建议他转到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那里，陈显均看到排队登记的本子上，名字密密麻麻的，不晓得要等多久。
“我又没有其他手艺活，只会开车，眼睛都看不见了，还开什么车，你就没职业了。”他直直地盯着前方，陷入沉默。
依靠一只眼的生活打翻了平衡。他上下台阶时，总有一脚要踩空的感觉，接别人递来的烟，也总是控制不好距离。朋友问他眼睛怎么了，他说得了角膜炎，不多解释。他在街上走，不愿跟人对视，总觉得路人看他发白的眼睛，流露出的是另外一种眼光。他降低了车速，不敢再开夜车。他的生活也像一辆开进了隧道的车。
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新闻，通常眼角膜要活体取用，尽快移植到受体上，一家外地医院可以保留角膜一两周再做手术。新闻一晃而过，他仔细回想节目和医院的名字，去网上反复查了，却没找到，“不然肯定就去外地做了”。
陈显均没想到，转机在两三个月后出现。那天下大雨，他在附近镇上修高速公路，上午10点接到医院电话，“你是不是眼角膜要换，现在马上到医院来。”他借了朋友的车，开回家一个多小时，收拾东西，接上妻子，开始往重庆市区开，因为大雨，排队上高速公路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到重庆已是下午五六点。到医院不出一个小时，他就被推进了手术室。
那是他平生第一个手术，免不了害怕。“以前看父亲做骨头的手术，医生带着工具箱叮叮当当，跟修车师傅一样。”
他躺在手术台上，背上冒汗，亮光照下来，他那时视力已经越来越差，只觉得有个东西在眼前晃来晃去。护士剪掉了他的睫毛，在眼皮和眼袋位置各打了一针麻醉药。好的那只眼睛拿布盖上，“想睁开看，但又害怕。”
手术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无影灯刚一灭，陈显均已能看见，又养了几天，回到家，妻子远远地在门口比划数字，他终于又能看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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