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中国人
发布时间:2018-12-29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次今天，“中国人”，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名字。网络上的中国人光怪陆离。电视上的中国人不食人间烟火。生活中的中国人，要么经常按着汽车喇叭从你身边呼啸而过，不管你是否怀孕，是否有心脏病；要么在地铁里漠然或假装玩着手机，全然不顾身边抱孩子的女人和白发苍苍的老人。
中国人怎么了？我们是否还流着唐诗宋词中那些有情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们是否还是辜鸿铭眼里不需警察与律师而能社会和谐自处的中国人的后裔?我们是否还是黄仁宇笔下对己谦而对人让的中国文化的继承者?抑或这些都是我们美好的想象，中国只是一个地名而非文化名称，因为自从孔子痛心疾首地说礼崩乐坏之后，礼乐再也没能恢复，如同秦晖教授用尽半辈子实证研究而无奈地笑着说，那种士绅与农民温情脉脉的乡土中国从来就没存在过。
2007年开始，清影工作室一直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一边拍纪录片一边做研究。期间在陕西华县遇见了演皮影的吕崇德，在浙江衢州遇见了打纸簾的程宵春，在陕西榆林遇见了唱红白的高喜业，在河北赞皇遇见了跳扇鼓的池素英。这四个人隔着千山万水但都与人为善，为人着想，离开了熟人社会的生活系统，却依然保持着做人的底线，他们用日常的生活方式维系着我们心中对“中国人”的幻想。
吕崇德
1949年的清明节，吕塬村村外不远处的吕氏宗族墓地上正在举行每年一次的祭祖活动。这一年吕崇德6岁，祭祀完毕后，他抱了他这房分得的10个烧饼馍一路小跑，回到家中。他的家庭本是殷实的地主之家，不过民国十七年关中地区的匪患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吕崇德的正值壮年的爷爷被土匪打死在家中，家中正房也被烧毁，只有一间门房和门楼、砖墙幸免于难，那年吕崇德的父亲才十几岁。随着爷爷的死去，家道直线没落，解放前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两个男丁。然而，解放后土改的时候，虽然家中有50多亩地，但因为只有三口人，按照人均占有土地的规模，被划为地主。除了吕崇德家，吕塬村还有其他两个刘姓的地主。这次意外的身份划分，让吕崇德从少年时代起就与皮影戏结缘，并把这种缘分延续到一辈子。
清影评说：
我们认识吕崇德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只看到张韬给他父亲拍的一张照片。张韬说，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老爷子特别严肃认真。这也是这位老人一生中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吕崇德提起自己的父亲，总是又敬又怕，吕崇德到现在仍然不烟不酒，这是他父亲严格要求的结果。他对待客人的热心周到，也来自于父亲的教导。当然，这辈子唯一一次违逆父亲的意旨，就是学戏了。
关中的谚语有道是“演戏的疯子，看戏的瓜子”。瓜子，在陕西方言中是傻子的意思。在吕崇德的心中，演戏这个行当就是个吃饭的手艺，混嘴的。在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传统农村和农民的以土地为本的观念，又体现了打破农村封闭性的地理流动的特点，而这一切的原因也只是生活所迫。在农忙和过年的时候，他们和其他乡亲们一样，下地干活，回家烧炕。
在农闲的时候，就抄起家伙，叫上伙伴，在整个关中大地上流浪演出，年复一年，由冬至秋。
在吕崇德的身上，我们尤其看到的是，他一生中体现的传统生活与当代中国之间的遭遇下所作出的妥协和不屈。吕崇德从小就体会到家道中落的悲凉，1949年之后又遭遇到地主娃的社会压力。他从小聪明，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高塘中学的日子，那个时候不仅功课好受到老师表扬，同班的男生女生也常常愿意和他一起玩。
从中学毕业回到吕塬村务农，让吕崇德开始真正地感受了生活的压力，以及在这种无奈和困苦中终于决心将自己从小对碗碗腔的爱好变成职业，进入到潘京乐的光艺社，开始天涯流浪的旅途。生活可能会带来种种不公，但生命仍然要继续下去，这可以称为坚强，但我们从吕崇德身上感受到更真切的，是无可奈何之下的韧性。在他们心中，不论什么时代，努力和吃苦总是最靠谱的改变命运的方式。“下苦”是吕崇德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一个词，不论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重操演戏的旧业，还是他和兄弟们为了积累家业一直从事的各种地下和地上的营生。
不过，皮影戏带给吕崇德的远不止混嘴。在这个圈子里，有他的师傅们，伙计们，以及通过演戏认识的各种各样的观众。皮影戏给吕崇德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或许是完全封闭的。在海外的演出中，他受到了各种肤色人们的欢呼和尊敬，甚至还有“洋人”跑到他的村子里来向他拜师学艺。同样的，他在演出的时候也没少碰过钉子，遭过白眼，受过冷遇。一些村民仍然以看待戏子的旧观念认为他们是低三下四的人群，有些官员也把他们视作是农民呼来喝去，有时候大老远地跑到县城为地方撑完场面之后，留给他们的是五块钱的盒饭和自行解决交通问题的答复。
在这样的一些时候，皮影戏带给吕崇德最珍贵的人生财富就体现了出来。这是一种尊严，一种经过学艺演戏过程的千锤百炼之后的自信和自足。不管你是热脸还是冷眼，吕崇德总能从他的演出过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感，而看淡那些世俗名利。正是由于皮影戏带给吕崇德的心理满足感，在1987年解散“学艺社”之后，他的心中既有轻松，也有不安和焦虑。皮影戏已经不单是一种营生，它成了吕崇德心里赶不去的东西，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在雨田公司的这几年，也让他再次生出了这种不安和焦虑，每个月固定工资换来的，是无法按照自己的喜好演出，以及和土地的隔绝。吕崇德的女儿发现，父亲自从去了公司，下地干活的力气越来越差，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娴熟地完成各种农活了。吕崇德说，自己农民不像农民，演员不像演员，着急。
吕崇德这种从自己的手艺中产生的自信和自豪感，在当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少而又少。现代化的单位和公司这种组织方式，以及来自经济和市场的压力，让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感。干一行爱一行变成了干一行毁一行，被毁掉的是自己的生命和心中的平静。吕崇德这样一个中国人，他用他的一生，诠释了手艺和传承赠予生命的丰富价值，这种生命的价值支撑起了个体在剧变的世界中的心灵依靠，支撑起了一种保持尊严的自足的简单的生活。
吕崇德的全家福，摄于2008年的春节
程宵春清影评说：
我们第一次认识程宵春是在衢州城里一个当地饭店的饭桌上。衢州的朋友得知我们对民间手艺感兴趣，恰好其中的一个服装商人和程宵春认识，于是就喊他过来一起吃饭。衢州位于浙江省的西部山区，饭菜口味与邻近的江西类似，以咸辣为主，比较出名的吃食是所谓的“三头一掌”。席间，程宵春简要描绘了鸭头的做法和来历。一个美食爱好者，这是程宵春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