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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公咨委同德围模式现升级版:公众深度参与行政决策

发布时间:2018-05-19 | 发布者: 东东工作室 | 浏览次数:

  同德围公咨委是广州第一个公咨委,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咨委

  羊城晚报记者 刘云

  广州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开创了很多全国第一。近日,在广州华南城市研究会(智库)举办的活动中,一场关于公咨委制度建设与探索的讨论,让广州这个在2012年就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公咨委”的城市,再次将公众参与市政府行政决策、参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案例,呈现在人们眼前。

  同德围公咨委是广州第一个公咨委,也是中国第一个公咨委, 它成立于2012年。作为创始人之一的韩志鹏说:这个承载着公众参与的民间组织的出现,与其说偶然,不如说必然。

  所谓必然,因为这一创新,契合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公众参与,意味着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跨越;公众参与,意味着让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了持续的活力与创造力,也是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先声。

广州公咨委同德围模式现升级版:公众深度参与行政决策

韩志鹏等人为公咨委揭牌 (资料图)

  起因

  同德围:街区快速发展带来治理难题

  位于广州城区西北部的同德围,街区面积3.68平方公里,由于三面被河涌包围,故名围。

  上世纪90年代初,同德围定位为广州老城区地铁、内环路等市政重点工程拆迁户以及解困户安置区,到2012年初时,居住人口达33万之多,人口密度超过8万人/平方公里。原本只有五条自然村、村民一万多人的同德围,一下子形成了人口暴增、新住宅社区与城中村社区共存的局面。

  人口的快速扩张,规划的滞后不完备,让同德围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一时间与市区严重脱节。当地30万居民,戏谑地称同德围为“痛得威”。如何平衡各方利益,让治理措施得到当地居民的支持,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时任市长陈建华提出,居民代表是同德围的主人:“同德围怎么整治?你们说了算!”

  在市委市政府的推动下,2012年2月23日,长期关注同德围地区发展的韩志鹏和37名来自各方面的代表组成的“同德围综合整治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成立了。

  如果认为这个公咨委的设立,仅仅下级投上所好,或者搞搞花架子,做个花瓶装点门面,那就错了。同德围30多名委员,近80%为来自社区的党员、企业、原住民等各个阶层和相邻街区代表,委员们既有代表性,又熟悉情况,而且在村里、居委等都能说得上话。代表身体力行,该促进的促进,该异议的异议。

  做法

  公咨委:既是民众传声筒又为政府分忧

  说实话,同德围公咨委成立之初,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同德围公咨委有个16字工作方针“征集民意、协调矛盾、过程监督、工作评价”。于是,第一项工作,从征集民意开始的。在社区广场上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发出的近千份问卷回收率达到90%以上。

  一周后,公咨委将这些意见整理形成包括新建高架桥、医院、学校、公园、地铁等一共10个整治项目,并提交给广州市政府,为市政府确立“两增两减”的同德围综合整治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两增两减”是: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和出行管理人员,增加学校、医院等市政配套;减少货运站场、减少人流量和控制人口规模。

  一位居民、一个退休工程师关于建造一条高架路的建议引发公咨委关注,建议提交给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考虑后,很快就转化为决策。建高架路的大大小小的协调会开过几十次,既有市长、常务副市长召集,也有综合整治工作办公室和公咨委联合召集,同时还有公咨委单独召集甚至票决。

  政府把身段放低,方案不断优化,修订了十几次终于达成一致,“零反对通过”。方案的优化规避了大量征地拆迁,节约了财政资金。

  同德围南北高架开通那天,公咨委和当地群众在桥上爽爽地“暴走”了一回,先通人再通车。为了纪念这一同德围综合整治的第一个重大成果,高架的入口有一块黄蜡石立的碑,上写“同德同行”。

  媒体采访的时候,韩志鹏说,公咨委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的,一方面,它“扮演”了群众直接与政府对话的角色;另一方面,它为政府排忧解难,分化、制止了群众与政府之间的某些激烈性的对抗,减轻了政府维稳的压力,降低了政府的运行成本。公咨委承载的是最基层的协商民主。

  模式

  广州市:广泛出现公咨委现象

  同德围公咨委的出现,对于政府来说,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对于群众来说,则是公民主动承担社会管理责任,公民自主参与社会建设。它是政府与公民间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产物。

  2013年,广州市政府出台《广州市重大民生决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制度(试行)》。2015年,在试行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市政府正式出台《广州市重大民生决策公众意见征询委员会工作规定》。公咨委制度在广州得以大范围地推广。

  短短一年时间内,广州陆续由政府部门牵头成立了多个公众咨询监督机构,包括:花都区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市城市废弃物处理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越秀区东濠涌(中北段)综合整治工程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市社会医疗保险公众咨询监督专业委员会以及市重大城建项目咨监委等……它们多被视为同德围模式的复制或升级版本。

  广州市政府政研室负责人表示,公咨委的建立至少在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征询民意的时机前移至决策过程的初始阶段,而不是政府意见基本决定之后;一是征询民意的方式由草案公示的方式改为成立公咨委、与市民直接沟通。

  2017年,在广州举行的国际城市创新大会论坛讨论了同德围这个案例。大会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各地创新公众参与机制都围绕着“赋能”或“赋权”两个方面展开行动。前者重在于转变市民思维,培育他们的公共精神,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后者重在释放资源和权力,还权于民,为推动公众参与提供环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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