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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教授申葆嘉先生回忆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

　西南联大大概是当时世界上条件最为简陋的知名大学了：铁皮屋子，没有课桌，学生只有一把扶手凳子。警报拉响的时候，老师学生一起向野外跑。但警报过后，三尺讲台上站立的却又是世界上几乎从来不曾如此云集的学者和教授，讲台下的学生，也是从未有过的专注和虔诚。“那时我们是真的不知道怕，不怕老师，也不怕轰炸，觉得有饭吃、有书念，就安心了。”申葆嘉这样说。

　　“有饭吃，有书念”，对一个学生来说，最简单不过的愿望，在当时却是不易达到的。申葆嘉其实1943年就从上海高中毕业了，之所以1945年才入联大念书，是因为在抗战的大环境下，他的第一志愿是参军。“我当时意气风发，要去抗战。我特别喜欢飞机，就报名当空军。后来检查身体，给我测试眼睛，看完之后人家对我说：‘你不要再去考军校了，没有希望，你还是考大学去吧。’我才知道自己是色弱，在大学里物理、化学都不容易被录取。”

　　于是，过了一年，申葆嘉考到西南联大经济系。上课上到1945年年初的春节前后，又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时后方紧张，就出现了青年从军的热潮。在沦陷区的我们自称为流亡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书也念不下去了，准备参加青年军，等到打完仗再说。我就又离开西南联大。实际上，第二年，还不到一年，就把我们送到印度去受训，归中英缅战区，然后在缅甸后方做运输兵。后来日本快要投降了，我们驻扎等待命令，最后听说让我们把车开回昆明待命。在昆明又待了一个月，听说日本投降，我们才重新回到西南联大。”这时已经是1945年9月，新学年开学，申葆嘉才正式开始他在西南联大的大学生涯。

　　谈到当时对联大的第一印象，申先生很直白地摇头说：“破破烂烂的，简直不像个学校。”更让他难过的是，学校连住宿都不管安排。幸运的是，申葆嘉遇到了一个在上海时的高年级学长，“他早一年考取西南联大，就让我住在他那里。二号宿舍，一进门就看见是茅草顶的，一排排两层床。住的时候两个床铺作为一个单元，用床单挂起来，变成一个小单元。”一间屋子，24张床铺，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申葆嘉笑称那是“多功能床铺”，因为睡觉、看书、聊天，都在上面。

　　“那时候图书馆根本看不了书，也没有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菲尔柴尔德的《经济学概论》，这是陈岱孙先生课的指定教材，100多名学生，图书馆只有五六本书，其中还有散了的、成废纸的。在联大，很多老师第一节课就列出二三十本参考书，黑板上都写满了，但你一本书都找不到，所以我们才那么拼命地记笔记。”想看书怎么办？申葆嘉告诉记者，当时学校在城边，上课的教室在城里面，有一个豁口能进城，城里有一条街，叫文明街。街上有好多好多茶馆，“那就是我们的图书馆，晚上看书自习的地方。”通常，他们都是三五好友共享一壶茶，一直待到茶馆打烊。即便如此精打细算，也架不住每到月底口袋里一穷二白的境遇。

　　住得很艰苦，吃的怎么样？“那时候给我们的生活费不叫助学金，叫公费，不记得多少钱了，好像9块钱，还留一块钱还是几毛钱给我们零用。跟家里的生活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不觉得苦。心里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想法，我是来奔抗战的，要是向后退的话，我就不来了。”申先生对记者说，进入西南联大，是他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迎接未来给自己的未知数，他在这里接受教育，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步。

　　宽进严出 毕业不易 常去老师家蹭块蛋糕

　　生活和学习条件都如此艰苦的一所大学，为何能让校友如此怀念？且被现代人当做无比向往的圣殿？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知名校友，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曾在书中回答两字——自由。申葆嘉深有同感，他说：“那时无论干什么都凭兴趣，念书是真的自己想念，师生之间的关系很轻松，可以随意请教问题，探讨时事。”当了老师之后，申葆嘉很搞不懂，为何现在的学生那么爱在老师面前卖乖。

　　在申先生看来，西南联大的办学更像西方的大学，奉行宽进严出的政策。回过头来看自己当初是如何考入联大的，申先生的印象已经不深了，只记得是一位在昆明的亲戚请他去试试，没承想一试就考上了。“当时的考试很有趣，题目出乎我的意料。它不是考课本上的东西，而是考思维能力，不很复杂。”

　　不过，开始上课之后，申葆嘉傻了眼——几乎全盘听不懂。怎么办？记笔记，恨不得把老师说的每个字都记下来，然后课下再复习，不懂的地方再去找老师请教。“我们跟老师的关系都很好，年长些的就像父子关系，年轻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大哥哥，他们很愿意为我们解答问题，我们也没事就盯着老师求教。我觉得在大学里上课，在班上听讲只是一个方面，得益最多最深刻的还是和老师聊天。”

　　申先生举了个听金岳霖讲逻辑学的例子。

　　“金岳霖是大师级的，但我们并不怕他，而是对他有一种信仰，就是我们不懂的，应该知道的，他一定会告诉我们。当时很多大教授都有助教，他也不例外。我有很多东西弄得莫名其妙，有一次助教奉了金岳霖老师的要求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什么东西不理解’，我就说我的确有一些东西想不通，我觉得里面好像什么东西卡住了，过不去。助教就专门给我画了一个重点，跟我讲是怎么回事，要从哪儿进，从哪儿出，逻辑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结果，申葆嘉的逻辑学期末得了80分，用老人自己的话说，“惊人了”。“有很多人会觉得平时测验都不及格，怎么考试80分？我说，我被人家的钥匙打开了。谁的？老师的。人家就知道是金岳霖的助教。”申先生表示，老师没有把你看成一个学生，而是看成一个独立的人，他培养的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真实的人。

　　申先生回忆，那时班里有很多学生课程跟不上，人越上越少。他清楚地记得，从昆明迁回北大之后，系里有不到100人，三年后照毕业照时一数，只有25人了。“陈岱孙先生的经济学概论，班里2/3的人不及格，我考了60分太高兴了，班里最高68分。他平时不考试，就让写一些听课之后的笔记和报告，当做平时分。然后，期末考试出四道题，有一道题把很多人给难住了。我记得是说，‘假如有一种情况，黄金可以拿来作装饰品，你从最根本的原因上说明’。其实假如说你能够理解陈先生整个讲课突出的东西，把价值规律给他解释了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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